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1937.7至1945.8） 【4】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尖锐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写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1.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成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国共两党都是“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因此，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2.在依靠谁抗战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他不相信人民的武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迎合蒋介石的“军令统一”的要求，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这实质上是一条军事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正中蒋介石妄图“收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下怀。

3.在组织纪律上，不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其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与中央方针相违背的言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1)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4)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