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CBD周边为何还有“乡”

历经10年，洼里乡“蜕变”为奥运村街道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朝阳区是北京的“菜篮子”、“米袋子”。从2000年开始，伴随着北京市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建设，朝阳区农村地区进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位于东三环、四环之间的乡村开始了大规模农民搬迁“上楼”。2009年，朝阳区又将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8个乡的41个村划入土地储备，近6万农民搬迁“上楼”。大量的农民开始转工转居、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农民进城“上楼”、享受城市化服务在前，撤村撤乡在后——朝阳区农村城市化推进的历程，浓缩在“奥运村”的变迁上。

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地洼里乡，坐落着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等奥运地标性建筑，是朝阳区最近一个圆满完成城市化后“消失”了的乡。

2001年前，洼里乡还是农村，生活着8000多名农民。申奥成功之后，奥运工程开始建设，洼里乡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农民转居。当时，农民房租收入不少，但为了奥运积极支持拆迁，并外迁重新安家。

政府机构随之改革。2003年，洼里同时设置了洼里乡政府和洼里地区办事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既服务农民，也服务居民。第二年，“洼里”这个名字变成了“奥运村”，依然是“乡政府”和“地区办事处”合二为一。

2011年5月16日，在满足“三个条件”之后，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历经10年，洼里乡终于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蜕变”。

过渡阶段，机构交叉设置，干部双向负责

城市化的进程，造就了一批身负双重责任的“乡村”干部：乡的干部同时也是地区办事处的干部，村里的干部往往也是农村社区的干部或社工。

从高碑店再往东10公里，是朝阳区的常营回族乡。最早这里只有11个村，其中一个已成立居委会。在绿化隔离带建设中，11个村的村民拆迁“上楼”，分散住进了两个农民新社区。同时，乡里还有一批新建商品房社区，有早年拆迁安置的老社区，有如今北京市最大的保障房社区。地区总人口17万人中，户籍人口仅约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000余人。

“当初乡政府是这么多编制，如今也还是这么多编制。编制的短缺制约了地区的管理和发展。”常营乡党委副书记李冠男说，“同一项工作，面对农民和居民就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因为农民、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对干部队伍的要求就更高了。”

社区化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涉及农民身份转化、土地资产处置等问题，原有村的建制暂时还不能撤。这使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严重不相适应。李冠男介绍，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包括村居行政体制交叉，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相对剥离，社区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如何隶属等。

“有的都管，有的都不管；都管的管不好，都不管的更糟糕”，有人这样形容体制打架的弊端。但是，常营乡摸索出了“村居合一”的工作模式，在原有的村和现有的社区间实行“交叉设置机构，双向发挥作用”：干部实行村和社区职务或党政职务“一肩挑”，保留原村级组织成员的身份、职责，保证村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落实不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