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怎么样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潮滚滚而来，成为大势所趋。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使改革的步子走得又快又稳。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极具方法论意义的思想观点：
第一，改革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说，改革“是翻天覆地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必然要“冒风险”，而且“要冒很大风险”。他几次引用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比喻改革的艰难，认为“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因此，在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总是反复告诫全党同志：“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鼓励大家：“不要怕”，“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他说：“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什么都怕，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虽然“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所以他要求改革“要慎重”，“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不能蛮干”，“不能太急”，“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第二，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在指导改革过程中，邓小平自始至终坚持这一方法。他反复告诫全党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他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既然是试验，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他还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他要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要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对改革的成功充满信心，说：改革的成功，“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
第三，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照搬照抄，丢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庄严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是改革开放始终遵循的基本准则。他认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是基本条件。“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因此，邓小平总是提倡每个地区、每个企业、每个生产单位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考虑问题。他说：“这样，发展就快了。”
走自己的路，就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我们碰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过，从外国找不到解决的答案。历史不同，问题也不同，外国经验不可照搬，只能靠自己实践。”“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不能照搬照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无论怎么改革，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而照搬西方的私有制、“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等。
强调不能照搬照抄，决不是反对借鉴别国的经验、汲取别国的教训。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他明确提出：“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他解释说：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光凭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吸收国际经验。
第四，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这是保证改革稳步推进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邓小平自始至终强调的一条原则。每当出现影响改革的不安定因素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向国内外解释保持安定团结对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性，解释中国采取一系列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措施的必要性。他说：没有安定团结，“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不要以为少数人闹事“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针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现象，他严肃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因此他“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为改革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分步骤、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群众运动。他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此，他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既要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又强调先从一两件事入手，一步步走，稳打稳扎。他还经常以“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诫全党，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
第五，改革必须正确处理与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的过程，是改革旧体制建立完善新体制的过程，是新旧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总结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为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确立了基本的方针：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围绕这一基本方针，他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断：“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稳定压倒一切”；“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如此等等。
第六，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各方面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协调。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的改革。他认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只有两个文明都建设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七，改革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搞无谓的争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主张，改革的举措对还是不对，要让实践来检验。实践证明是对的，就坚持做下去；实践证明不完备的，就使它完备起来；实践证明是错的，就要坚决地纠正。他表示，对改革“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里的“看”，就是看“实践”，看实际效果。对于那些对改革有怀疑或者担心的人，他也主张用改革的成功实践教育他们。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改革，对某些具体问题有怀疑有担忧，这也难免。“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他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
邓小平非常尊重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强调遇事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他要求全党一定要坚持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从群众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他说：“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邓小平不赞成搞无谓的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很明显，“不争论”，就是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他说，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不争论”，决不是指不管改革的大方向，不问改革的根本性质，不辨改革的根本道路。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从来都是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的，没有丝毫含糊和动摇。针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他明确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第八，改革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因此，他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始终注意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从历史经验出发，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一到“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还因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但是，这不是绝对的。邓小平认为，一旦右的东西成为干扰改革开放最突出的问题时，就要毫不迟疑地着重反右，不能迁就和手软。1979年，当党内外出现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着重”对这一思潮进行“批判”。一些人对这一讲话耿耿于怀，非议不断。就此，晚年邓小平理直气壮地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1983年，针对有些人片面引用他的话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情况，他嘱咐为他起草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稿的同志：“我最近的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并说：“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邓小平这里所讲的“那一方面”指的是反“左”，“另一方面”指的是反右。10月12日，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1986年底1987年初的学潮发生后，他又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首先”、“着重”、“加强注意”，清楚地表达了在特定的时期内反右的重要性。
邓小平要求，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只要犯错误的人没有触犯法律，就要通过教育的方法，“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他指出：“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后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又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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