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梳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总体设计的完成过程，特别是他的一些重大思路的形成、衔接和发展过程，可清晰地看出他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
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廓清道路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阶段。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又继续维护着错误的理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因此，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首先是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破题的。1978年，他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编者注）引起的。对这篇文章，邓小平自己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是有了争论以后才看的。既然如此，如何理解大讨论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呢？
首先，《真理标准》一文之所以能够引发一场大讨论，在于它抓住了拨乱反正的总问题、总根子，讲清楚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文章阐述的这个观点是邓小平首先提出、阐发并且广为宣传的。文章的原作者胡福明明确说过，他是听到邓小平关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后才萌发了在理论上对其作进一步阐述的想法的。（胡福明访问记录，1994年7月。）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其次，以这篇文章为由头，开展一场全党全社会的大讨论，是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发表后受到各方关注，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针对其中一些批评意见，邓小平指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文章观点，并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这个讲话见报后，帮助很多人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真正意义上的大讨论是7月下旬开始的，标志是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谈话。6月2日邓小平公开支持《真理标准》一文的观点后，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的呼声渐高，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种场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关键时刻，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页。）7月22日，邓小平又同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谈话，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346页。）实际上，有组织、大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在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之后开始的。
再次，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际进程看，它经历了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进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再发展到全面拨乱反正的几个阶段。大讨论几个阶段主题的转变与深化，是邓小平积极推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分为主题不同的三个阶段。
1978年9月之前，大讨论围绕理论问题展开，主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反对“两个凡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阶段的讨论主要是解决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
到了9月，邓小平开始把讨论引向政治路线方面。9月13日到20日，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河北唐山、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到处点火”，阐明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目的。9月16日，听取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的汇报后，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7—380页。）
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一下子把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质谈清楚了。王恩茂说过，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一下子就明白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王恩茂访问记录，1996年11月。）
邓小平“北方谈话”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再起高潮。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邓小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思想前提，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而成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起点。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的最大成果。
从1979年下半年起，讨论进入第三阶段，即“补课”阶段。这是邓小平在视察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时提出来的。这个阶段一直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名为“补课”，实际上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全面拨乱反正。
这段时间，邓小平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敢的勇气坚决顶住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错误倾向，澄清了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一些思想混乱。特别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之确定为立国之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由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历时4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圆满结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改革开放正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兴起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民创造了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这不是邓小平设计的。但是，农村改革是在邓小平营造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中酝酿和实验的。对农村改革，邓小平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的原则。在农村改革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农村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指导，逐步推广开来。没有邓小平的支持，农村改革很可能会夭折。
这个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企业改革正在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宏观经济总体上属于调整恢复时期。这段时间，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不多，但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一是“小康”目标，为20世纪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二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大课题。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步子也相当大。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开始，到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邓小平论述很多，改革的措施也很多，力度很大。到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短短几年，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混乱状态，初步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这期间，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措施，基本思路初步形成。
这个阶段，对外开放进展很快，精彩纷呈。一批接着一批地出国考察学习，成规模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一些中外合作、合资项目开始出现，很快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试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很快取得巨大成功，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这样在拨乱反正中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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