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所转变、但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虑和分歧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此后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负责准备此次会议，主持和参加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在会上就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发表讲话，为大会取得积极成果和在新时期贯彻实行这些成果、推动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负责准备此次会议，主持和参加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
有学者指出：“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可以说，首倡者之一是邓小平。”[①]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此说。在中央领导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大跃进”以来分散主义问题之严重。表现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就是各地“怕当老实人，总想减任务，不努力完成。”[②]1961年11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当陶铸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③]11月12日，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及陶铸的建议时，毛泽东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会议决定，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县、地、省、中央局四级会议，也就是后来的“七千人大会”。[④]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可见，在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上，邓小平的确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大会。为此，他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大会的准备工作，阐述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用意。1961年12月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准备等事项。[⑤]12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并指出：“明年初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一个目标（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 [⑥]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长篇讲话，在谈到如何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时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⑦]1962年1月8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安排。[⑧]通过上述工作，明确了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为“七千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的报告。报告“先由邓小平主持、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⑩]从1962年1月1日起，起草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但邓小平始终参加此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日，邓小平同刘少奇、陈伯达、胡绳等讨论“七千人大会”报告稿。1月4日至8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继续讨论报告稿。[11]1月9日形成第一稿，报送毛泽东审阅。1月10日，毛泽东看过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后，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去商量，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12]“七千人大会”从1月11日开始对报告进行讨论后，邓小平多次主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和通报大会各小组对报告稿的反映及讨论情况，传达毛泽东对报告稿的意见，讨论修改报告稿，[13]组织和推动讨论及修改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大会讨论报告稿期间，鉴于大会各组对报告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参加。会议当即组成一个有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14]，充分听取大会代表的意见，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邓小平是报告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月17日至24日，刘少奇先后8次主持召开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对报告提出重要修改意见。1月18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15]在彭真发言时邓小平还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16]1月19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主观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有人说是。这样提问题，得不出结论。”1月21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事实上，品种齐全，质量提高，也是大跃进。大会报告时可以对大跃进解释清楚。十年计划中就可以提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李富春多次提到要加强计划机关，我看现在应该提出加强地方计划机关的问题。要有一个书记专管计划工作，使其真正成为党委的助手，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综合机构。”[17]这些意见对刘少奇报告稿的修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1月24日，起草委员会拿出了报告修改稿。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处汇报后，毛泽东肯定了对报告的修改，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8]1月2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报告修改稿，同意将此报告正式提交大会。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报告的中心问题，一是总结了十二年主要是最近四年的经验，二是提出了现在的主要矛盾，三是专门讲了党的问题。这个报告中有那么几个核心问题，特别是方向提得对不对，经验总结得对不对，这是关乎全党很重要的问题。”[19]至此，报告起草工作圆满完成。1月27日，正式印发与会代表。
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是会议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讨论和修改书面报告是“七千人大会”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报告的形成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会议的准备和报告的起草及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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