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占江
揭面纱:“官赖”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注意到,为清理公职人员的不良贷款,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掀起过“清欠风暴”。但是,由于缺乏长效机制的支撑,制裁方式相对软弱乏力,不少地方的公职“老赖”仍然岿然不动。
“当时清欠主要以银行为主体,催款通知、名单公示等手段对那些在当地关系早已盘根错节的‘官赖们’来说压根不算什么。”对此,临湘市法院民二庭庭长邓曙龙分析认为,当时很大部分贷款是当年私贷公用,新官不理旧账,银行机构难以追回；还有部分是公职人员出面担保,原借款人销声匿迹,担保人缺乏还款意识；甚至有些借款是被公职人员私下挥霍了,现在根本无力偿还。综合之下,清欠成效总是不大理想。
中国人民银行临湘市支行负责清欠的张叙清介绍说,在2002年农村债务锁定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在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一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因兴修水利、教育双基达标、垫付税费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不足,便向公职人员分摊任务,干部们手头没钱,便到信用社来借。
该市某镇一名党委副书记在某村挂点,为了垫付税费上缴,在要求村干部每人垫付1万元的情况下,自己从信用社(当时叫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35000元用于上缴,最终借款落到自己头上。由于私贷公用,“新官不理旧账”,贷款一直未还,单位只认账不愿还,立据人早已调离原单位,也因没有使用资金而不愿意还贷,在清欠办清欠时这位书记自己贴钱还了15000元,还有3万元欠款在信用社长期挂账悬空。
“这一部分贷款尚有情理可陈,而另一部分不良贷款则显得毫无道理。”2012年,临湘市法院法官刘元美在承办此类案件时发现,公职人员一般在地方上朋友多,有能耐,大多能呼风唤雨,替亲戚朋友贷款的不乏其人。因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没有使用,故而不少人也认账不认还。
“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后,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借款划转给农村信用社。”刘元美告诉记者,这一部分划转的借款中借款人大多为国家工作人员,90%以上的借款都难以收回。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小额贷款和扶助中小企业政策的出台与推行,发展产业或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由于资金缺乏,借款也就成了取得第一笔创业资金的快捷方式,部分公职人员或自己投资或为亲戚朋友们借款,与此同时,大量到期拒不偿还或无力偿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资金回笼困难,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欠款的又一重要原因。”刘元美介绍说,更有甚者,还有少数公职人员炒股,购买“地下六合彩”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卖了房子、离了婚、借了票子,欠款严重,一时无法偿还,就利用自己公职人员的影响力到信用社借钱,造成血本无归。
据介绍,该市就有多名副局长因买“地下六合彩”而债台高筑,最后只能抛妻弃子,丢了“乌纱帽”和工作,到外地躲债去了,欠银行的贷款也就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了。
“此类公职人员不良贷款的形成时间以1980年至2000年时间段最为集中,这段时间正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频繁之际,制度不严谨,程序不规范,造成监管放松,给一些信用缺失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该院民三庭庭长张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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