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善治”之道
在中国,微博对社会生活的介入之深、之广,对公民表达权的张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推进,对反腐倡廉事业的贡献和对民主意识的建构等,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已经或多或少地在改变着中国。
同时,微博舆论场已成为反映当代复杂中国舆情的重要平台。新华社前总编辑、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振中先生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观点。近年来新媒体在中国勃兴,事实上形成了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和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舆论场。微博就是后者的代表性媒介。如今,随着主流媒体微博的强势介入,两个舆论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了。尤其是微博舆论场因观点多元、人气旺盛而更多地显示出“民间舆论场”的特色,其平民化的话语方式,更对主流媒体的文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微博,通过张扬公民的话语权而受到追捧,通过影响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而受到关注。了解中国、把握舆情,不可不重视微博。
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得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如果将微博看作撬动地球的杠杆,那么,这个支点就是微博的公共领域属性。也就是说,微博能否改变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取决于在微博平台上是否可以实现“理想的传播情景”,即它的几亿用户是否可以本其理性,平等讨论;本其责任,监督舆论;本其诚信,抵制谣言;本其爱心,促进和谐。
谣言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有,在传统媒体和“新新媒体”的环境下都一样客观存在。只不过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在微博这个强势的传播平台上更易于扩散。谣言是社会心态和社会舆论的复杂反映,治理谣言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不能将治理谣言简化成“一阵风”的应景活动。
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从网络善治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微博管理应主要依靠网民的自我管理。新浪微博小区委员会的产生和《新浪微博小区公约》的试行,可看作是新浪微博从“治理”到“善治”的转变。净化网络环境,也要谋求“善治之道”。
总之,欲达致“天下无谣”,首先要“以法治谣”,对以诬陷他人为目的的恶劣造谣者,必须予以重拳痛击;其次,要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和处理好热点社会问题;同时还要完善新闻信息发布制度和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只有“多管齐下”,方可让谣言输在起跑线上。
[身边案例]
“谣言一度让我痛不欲生”
“这事已经过去几年了,我都不愿再提起。”在记者说明采访意图并一再保证不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郑州的梁女士告诉记者:“我痛恨网络谣言,它给我个人及家人带来伤害,一度让我痛不欲生。”
那天,和往常一样,梁女士正常上班。“当时接到朋友的电话,让我上网看一个帖子,就是不说啥事,但说话吞吞吐吐。”梁女士说:“我打开那个帖子后,脑袋一下子大了,上面有捏造污蔑我的言论。”
梁女士说的那个帖子,其内容是举报她所在单位领导的帖子,在“罗列贪污贿赂等各项事实后,还说包括我在内的单位6名女同志都跟这个领导有不正当关系,并且点名道姓。”梁女士气愤地说。
无中生有的谣言给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阴影,有的家庭出现矛盾;其中一位女同志刚结婚不久,因此患了抑郁症不得不到医院接受治疗;还有一位女同志本来是后备干部,其仕途也因此戛然止步;“在单位里也总感觉到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梁女士说。
随后,梁女士她们到派出所报案,民警也无能为力,告诉她们:“关键是不好取证,先回去搜集证据吧。”于是,她们又请了律师进行了证据搜集和固定,并对证据进行了司法公证。
也就在这时,“被举报的单位领导被‘双规’,我们再继续纠缠这个谣言也没啥意思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梁女士痛恨地说:“就是这么一折腾,别人贪污贿赂,谣言让我们我无端受伤害,而我们却只有忍气吞声、求告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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