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良强调，经济条件不成熟的地区，不提倡大学生村官盲目进行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创业，“投入大、成本高，回报慢”。

在江苏常州、苏州等地，李义良见过设施农业做得风风火火、承包大量土地自行经营的大学生村官“农场主”。比如承包600亩地的常州女大学生村官应英，搞大闸蟹、三文鱼生态养殖的苏州大学生村官王国清，“他们做得有声有色，但前提是，当地经济条件优越，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投入”。

在北京，一名大学生村官参与拆迁工作的经历也给了李义良不少启发，“老百姓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听村干部解释、推介，反而愿意听大学生村官的”。

这名大学生村官在不夹带任何私人利益的情况下，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数次登门拜访。“谈判”方式颇显另类，“补偿、法律、经济利益方面讲得很少，主要谈生活，谈拆迁后能住什么样的房子，怎么装修，孩子可以受到哪些良好教育，大人可以在社区做哪些小生意。”

李义良说，新型城镇化最新的点就在于强调“人的城镇化”、强调“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从这一点上来看，大学生村官又有了用武之地。

李义良告诉记者，目前来看，大学生村官在提供农业公益服务、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农民“市民化”等与新型城镇化息息相关的领域颇有亮点，但这些成绩仅仅由那些真正热爱农村的大学生村官创造。

此前由李义良主持的一项针对大学生村官流动性的调研显示，仅9%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农村工作，10%的人已在农村创业并有所成就，“两项数据相加，也不到20%”。李义良说，尽管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有意留在农村，但这批人才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制定之初，真正希望留下的人才，“就像大浪淘沙，目的就是为了淘到这一小部分金子。”

而那些借助大学生村官平台“跳”进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的人，其初衷可能并非是为农村发展出力，本身也不该是被留下的对象，“那些想离开的，就顺其自然，让他离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