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鄧小平一錘定音：“這是新事物，新名詞”“我贊成，同意了。”
李政道的考慮非常現實。從1978年開始，我國政府決定向外國增派留學人員。到1984年，共向54個國家派出留學人員2萬多人。絕大多數留學人員勤奮攻讀，取得良好成績，他們之中已有1萬人先后學成歸國，正在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還有1萬1千多人在國外繼續學習。自費出國留學人員有7千多人。
與此同時，自1981年以來，我國在國內招收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已近千名。從1978年開始，選派出國的研究生累計已有3000余名，到1984年已陸續有人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工作。
學成歸國以及國內培養的高層次科技人員如何安置，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很現實而緊迫地擺在黨和政府的面前。“博士后”制度，是世界各科學發達國家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徑。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一批專家學者也建議在我國實行“博士后”的制度。但李政道在這個建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李政道祖籍蘇州。1981年李政道護送父親的骨灰安葬在蘇州靈岩山麓。1983年2月19日，李政道的母親病逝。遵照李太夫人的遺願，李政道護送其母的骨灰回故鄉，於3月2日在蘇州安葬。鄧小平、鄧穎超、方毅、廖承志送了花圈。
之后，李政道應中國科學院邀請北上進行講學訪問，就“時間作為動力學變量”等題作了講演，受到與會同行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 同時，他於1983年3月5日，第一次向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了《設立科研流動站的初步建議》。在《建議》中，他強調“科研流動站”可以成為推動青年科技人員流動的永久方法之一，並在這流動中選拔人才，留精去蕪。
這個建議引起鄧小平的關注。
1983年3月9日上午11點至12點半，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李政道，對他為我國科學和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表示感謝，對其母的病逝表示親切慰問。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副院長嚴東生和有關方面負責人汪鋒、楊蔭東等參加了會見和宴會。
在談到李政道的上述建議時，鄧小平說：“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動站’建議我已看到。我們亦設想過很多方案，但沒有那麼具體。（人才流動）問題不解決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費。國內知識分子擔心待遇低，但最關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發揮長處。”
李政道解釋說：“如建100多個站，每站10人，永遠保持，就有1000多名年輕人（包括所有學科）。流動了可利於選人，看得出哪裡合適。一個站可從屬於一個院（所），但站的位置一定要保持，這像個泵，水可流動起來。僅一個所，流動不起來，現如建這麼多站，就可流起來了。”
陪同會見的盧嘉錫說：“這種流動站可一試，但一定要全國一起考慮，靠一個單位是做不到的。”
鄧小平說：“這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有解決好。”“現在我們要避免頭腦發熱，但不管怎樣，科學和教育要多投資。”“現在財政情況還好，要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會見后，鄧小平設便宴招待李政道。
李政道提出的問題給鄧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觸發鄧小平更加關注這個問題。
1983年秋，《延安報》記者楊捷文在採訪中發現，陝西延安地區有個李武強，西安市人，青年知識分子，1970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工程系，后被分配到富縣廣播站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認真鑽研電真空學，自修了俄、日、英、法四國外語，並於1980年2月考入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是“文革”之后，我國最早派出的公費留學生之一。1982年李武強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國巴黎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5月他回到北京。但由於一些主管部門互相推諉，一年半過去了，他仍然沒有被分配工作。有關部門本著“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原則”，一紙調令直接將李遣回原工作單位——陝西省富縣廣播站“等待分配”。因為專業對不上口，李武強隻好作一名普通工人。楊捷文多次採訪李武強，經過分析研究，寫了一篇《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留法學生回國一年半后還未分配工作》的內參稿。11月10日《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第590期作了專文刊登。
11月16日，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作出批示：“請國務院檢查。天天講缺人，有人不能用、不會用，為什麼？是誰的責任？如何糾正？需要弄清楚。” 還在文章的標題下用紅筆畫了兩道粗重的紅杠杆，以期引起特別重視。隨后，幾位中央領導人也都作了批示。
根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批示，國務院決定在全國進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大檢查、大落實工作，並為此專門發了文件。12月20日，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聯合發出通知，在全國開展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檢查工作，並決定從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領導小組，設立專門辦公室。國家勞動人事部調配司司長親自來延安辦理了李武強的調動手續，分配李去國家機械工業部北京自動化研究所，並擔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后調入國家科委，負責高科技、新技術開發工作。鄧小平特別關注這次“國務院檢查”，親自聽取了中央書記處的匯報。
建立博士后流動站，需要資金和多方面配合支持。李政道1983年提出該建議后，被轉到國家科委研究辦理，但一直沒有具體行動，原因是科委和派出去的留學生沒有直接關系。
1984年4月27日，應中國科學院邀請，李政道來華進行為期4周的講學訪問。他到西安講學時發現那裡並不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動站，原因是怕人才流動到北京、上海等地。由於該計劃遲遲得不到推進，李政道決定直接向鄧小平面陳。1月份時，他曾給鄧小平寫信，希望“屆時能再有機會謁見，親聆教導”。這次來華他特意准備了一份詳細的書面報告——《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議》。在這份建議書中，李政道論述了中國設立博士后流動站，實行博士后制度的背景、目的意義及具體辦法，並明確指出實行這種制度必須解決認識和工作上的一些關鍵問題。
5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李政道及夫人。國務院副總理萬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等參加了會見和宴會。
鄧小平說：“這次請你們吃個便飯，你有什麼話要說嗎？看了你寫的這個（指李關於如何安排“博士后”的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議），恐怕應交給科委、教育部？”“有不少新名詞，‘博士后’對我來說是新名詞，在國外可能是老名詞了？”
李政道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博士后在國外的發展情況，還以形象的說法簡明扼要地分析了博士后與博士的區別。他說，博士后是從教師指導到獨立工作的一個過程。獨立工作的能力需要經過考察。博士生都是一流人才，而其中可能有1/10是超等的，可以成為自己找新的方向、帶領別人前進的科技帶頭人。但要選出這1/10的人才並不簡單。在博士后流動站上可以辨別超等和一等。研究單位可以通過流動站選人，博士后也可以通過流動站選單位。因為有了這個組織，可以保証流動，造成競爭。這是個秘訣。
接著，李政道還談了在中國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條件等。簡單介紹完后，李政道提出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希望國家撥款２０００萬元人民幣建立十幾個“博士后流動站”作試點﹔二是國內主要機構要採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總理級別的領導來牽頭監督落實這件事。
對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幾個流動站的建議，鄧小平說：“１０個站，隻解決２００人，是否太少了。”“１０個太少，回來幾千人，還有其他專業，也要採取同樣的方法。”
李政道強調：“現在以物理為試點，成功后可以推廣到其他專業，所有學科，包括工業部門。但每年回來討論，都沒有落實，我這次是想落實。”
對此，鄧小平說：“我們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用，這個方法很好，我贊成。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這是一個新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動站成為制度，是培養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明天就批２０００萬。無非是蓋房子，買設備。”“這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４０年了，但我腦子裡沒有這幾個詞，是落后分子。我贊成，同意了。”
關於誰來牽頭負責這件事，鄧小平對在座的國務院副總理萬裡說：“你管吧，你管錢。” 萬裡請在座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管，說“他年輕，懂行。”“我當后台。” 胡啟立表態說：“先從科學院和教育部開始。”
鄧小平最后作結論說：“看准了要行動，起碼沒有危險吧！現在已出現回來的人不知怎麼用的問題，使用不對專業，零零星星已有這個反映，成千上萬的人回來是很大的問題。以后各行都可以參照這個辦法，是使用培養，也是考核。”
鄧小平談話后，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立即採取措施落實。1984年7月21日，全國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談會上提出5條促進人才流動的措施，其中第3條是：“建立博士后流動站。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回國后先可以在流動站工作兩年到四年后再由科技干部管理部門統一分配工作。”有上百個科研和教育部門提出了建站要求，國家有關部門決定首先選定20個單位，開展“博士后”研究試點。
1984年8月25日，鄧小平會見美籍學者陳省身教授夫婦，當陳省身說“國家派出了不少留學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用好這批人，希望政府能真正將這幾千名留學生好好用起來”時，鄧小平說：“我們正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這批人。”“我們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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