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問題，始終是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命運的根本性問題。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進入新時期以后，鄧小平總結歷史經驗，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思想，並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回顧鄧小平提出公有制為主體思想的過程，重溫他的有關論述，對於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解決實踐中遇到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到突破單一公有制模式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奮斗的結果。公有制經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我們黨領導下的公有制經濟，最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根據地建立的人民共同所有的公營企業。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時，我們又沒收和接管國民黨國家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買辦資本，使之變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兩部分公有制經濟，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革命勝利的果實。 新中國成立之后，公有制經濟處於領導地位，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國民經濟迅速恢復。1953年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幾億農民和手工業者走上了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工商業則通過國家的和平贖買政策，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轉為公有制經濟。在迅即展開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全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又新建了一大批國有骨干企業。 新興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突飛猛進地發展，迅速壯大，對於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建設現代農業、工業、國防，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建立新型的城鄉關系，解決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揮了主導作用。我國之所以在1956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包括國有經濟和廣大鄉村在內的集體經濟，已經佔主體地位。 然而，1958年“大躍進”和農村基本實行人民公社化以后，隨著“左”傾思想的發展，我們黨對公有制的認識發生了偏差，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純”，搞“窮過渡”，刮“共產風”。這期間，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曾覺察到問題的存在並努力糾正，但終究未能突破已有的局限。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鄧小平曾明確支持“包產到戶”。他提出：“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這為突破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問題上的“左”傾思想帶來了希望。但是這種觀點很快被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公有制的認識更是走向極端，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非公有制經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到1978年，全國城鎮個體經濟數量由1956年的104萬個銳減到15萬個，私營經濟幾乎不復存在。 實踐証明，搞單一公有制脫離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情，產生了許多問題和弊端。在單一公有制條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忽視價值規律作用，存在著事實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同時也不利於發揮公有制經濟以外多方面積極因素的作用，甚至會把它們視為異端，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單一公有制結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深刻總結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提出“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號召全黨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敢於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他把當時實行的社會主義，區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根本制度，必須堅持﹔另一個部分是具體政策，可以因時因地制宜。他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在這個前提下，他提出：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了“左”的桎梏，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啟動了改革開放的航船。鄧小平在會上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中，談到經濟政策時，強調要率先突破“一大二公”的禁錮，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當時，在非公有制經濟基本不存在的情況下，允許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工人農民”，實際上指的就是公有制企業及公有制企業內的工人和農村集體經濟中的農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