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保障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也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主政大西南時期的鄧小平，非常強調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主要抓了堅持每兩月的匯報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
堅持每兩月向上級匯報的制度。早在戰爭年代，鄧小平就要求所屬部隊和地方縣團以上單位必須堅持每兩月向上級綜合匯報。進城前后，鄧小平更是強調加強督促，然而，大西南解放以來的各種工作千頭萬緒，種種無組織無紀律違反政策的現象屢有發生。首先表現在剿匪問題上，初則放棄了必要的鎮壓，后又發生亂扣、亂打、亂殺現象。例如有的縣動輒扣押兩三百至四五百人，仁壽縣第五區，在兩個月內未經上級批准就自行槍斃了18個人。江津一次殺40多人，其中經上級批准的不及1/10。其次，表現在不經請示批准，隨便規定政策，亂出布告。如川北旺蒼縣未經地委批准，一連發出4個不合時宜的政策性布告。再次表現在鎮壓反革命的問題上，川南有的地區不分首惡與次惡，殺了一些可殺與不可殺之間的人。殺人根據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審查批准手續廢弛，對處死刑者不經人民法庭判決。川東涪陵地委，在黨委決定將批准殺人權收縮到區黨委后，又擅自批准趕殺一批。
1949年12月11日，鄧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辦公會議上重申：必須堅持“兩月的匯報制度”。他指出：進入大西南以來，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各種工作政策性很強，必須堅持重大事情及時匯報，綜合情況兩月匯報的制度。
二野五兵團楊勇、蘇振華給鄧小平的電報中提出在貴州集中精力打擊國民黨中央系的問題。鄧小平及時回電指出：不可籠統提出集中力量打擊中央系方針，這樣可能形成打擊面過大。而所謂中央系中極大部分人，都在動搖，我們的策略應是給以改過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動營壘，孤立最反動分子，減少革命阻力。鄧小平的意見符合當時貴州的情況，使貴州的工作走上正軌。以后，鄧小平在致川東區黨委書記謝富治、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雲南省委負責人於一川的電報中，就川東的稅收、川西的征糧、雲南的少數民族工作傳達了西南局的指示，解開了省、區領導人在這些問題上的困惑。
鄧小平不僅要求下級要請示報告，他自己更是堅持每兩月親自起草向黨中央的綜合報告。1950年2月，他就西南局兩個月工作情況向劉少奇並中央作了綜合報告和請示，反映了城市管理、農村工作、剿匪問題、對國民黨90萬起義投誠部隊的改造和處理，以及統戰工作問題的做法和情況。劉少奇在給鄧小平的復電中說：“2月18日寄來的綜合報告閱悉。中央對於西南局過去工作的估計及今后工作的方針，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望督促全黨全軍努力付諸實施。”
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大西南解放后不久，各省、市、區比較普遍地召開了黨的代表會議，對發揚黨的民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部分地方黨委在執行中存在問題，黨委書記包辦一切的“一攬子”作風甚為普遍。某些縣隻有黨委活動，而縣政府縣長形同虛設。如川東銅梁縣，在幾個月的緊張征糧工作中，縣政府從未召開過一次區長聯席會，大小問題都是由縣委直接解決，縣委書記包辦，大大妨礙了政權在斗爭中的作用，妨礙了黨委委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工作遭受損失。有的干部存在包辦代替的作風，表現在建立和整頓農協組織、分配斗爭果實和劃階級成份中。如貴州清鎮盧荻哨改選農協主席時，干部見內定應當選的原農協主席碗裡投的苞谷米少，就抓了把苞谷米偷放其碗內計票。有些地區在分斗爭果實、分土地、劃成份中雖讓群眾充分發表意見，但群眾提了意見就要群眾“反省檢討”，結果群眾有話不敢講，出現“分啥就是啥”、“劃啥就是啥”的現象。
鄧小平指出：黨委制是保証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所以，必須健全支部，嚴格黨的支部生活，認真建立學習制度，經常吸收新的營養，加強黨的戰斗力，更好地完成黨交給我們的繁重任務。
幾十年過去了，如今的大西南也和全國一樣，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的新時期。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如何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鄧小平在西南時期有關黨的建設的思想和實踐，諸如思想作風教育先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堅決清除腐敗分子，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等等，仍然煥發出時代的光芒。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征研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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