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適應新時期的發展
作為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抓西南黨的思想作風建設的同時，絲毫沒有放鬆黨的組織建設。
大量發展產業工人入黨。解放初期，西南有人口7000萬，重要的城市有重慶、成都、昆明等10個，工人總數160萬，產業工人20多萬。然而，進城之初，西南20多萬黨員大多數集中在領導機關，分布在軍管會和接管委員會，眾多的工礦企事業單位沒有黨支部，甚至有的廠礦、單位沒有一個黨員。同時，由於當時西南局的主要精力放在鄉村，加上城市的工作千頭萬緒，部分領導認識上存在片面性，忽略了革命和大規模經濟建設急需的骨干、黨員數量遠遠不夠的情況，出現了慎重有余、發展不足的關門主義傾向。
鄧小平非常贊同西南局組織部提出的“發展黨的組織，重點主要在城市，首先是發展工人階級中的黨員”的觀點。他還在全區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注意在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在黨內增強無產階級成分的比重，批評了那種不重視在工人中發展黨員的思想，批評了組織發展中的關門主義傾向。
鄧小平的批評和西南局組織工作會議以后，西南各城市的黨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建黨的步伐。到1950年底，重慶市發展了新黨員1635人，大多數是產業工人。全西南的產業工人中，截至1950年8月，新發展了3076人入黨。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中，工人中的黨組織在全西南得以健全和鞏固。
搞好與地下黨的會師，正確使用地下黨的力量。西南原有地下黨員5.6萬人，其中一部分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與若干挫折中成長起來的，是建設西南的重要力量。搞好與西南地下黨的會師，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作用意義重大。
在這5.6萬名黨員中，大部分是1948年至1949年發展的新黨員，還有一部分是在臨近解放時大量發展的。據川東萬縣、銅梁，川西彰明，貴州大定和雲南麗江幾地統計材料看，1948年到1949年入黨的一般佔80%，這大批新黨員中又以農民為最多，佔80%左右。由於當時環境限制，骨干缺乏，教育較少，一般黨員的覺悟都不甚高﹔在大量發展中，有些地方組織不嚴，手續紊亂，缺乏嚴格審查，致使一些投機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自首叛變分子混入黨內，甚至個別黨的支部被地主富農反動分子篡奪與控制，造成了黨內組織不純的現象。
針對上述情況，西南局組織部於1950年6月發出《關於加強黨的教育整理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對原西南地下黨組織進行了整頓。鄧小平指出：“如果我們不在現在數目較少，易於整理的時期把組織整頓一下，我們很容易重復老區建黨的那些錯誤。我們覺得：一個勝利的黨，對於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嚴格些。我們有一批黨員的標准確實太低。對於個別品質惡劣的人，對於若干完全不符合黨員條件的人，對於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謹慎地個別地清洗出黨是必要的。其數目也是不會很大的。”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和西南局組織部的安排，雲、貴、川、康、渝的黨委組織部從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底，對新黨員佔絕大多數的原西南地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行了整頓。整頓工作首先從思想教育入手，先組織他們學黨章和黨的政策，把不夠黨員條件的人提高到黨員的水平。其次是有計劃的辦黨員訓練班，送他們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及其各省（市）區分校、黨校學習，打通地下黨領導同志的思想，吸收他們在統一領導下進行整頓。再其次是在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運動中，把黨員放在群眾運動中去鍛煉。整頓之后，嚴格地過黨的組織生活。對於政治上太落后、品質惡劣、經教育仍舊不改的人，堅決根據中央指示原則加以清洗，對於混進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開除出黨。
經過整頓工作，絕大部分原西南地下黨員和群眾組織的先進分子煥發了青春，他們與進軍大西南的黨組織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會師，並利用他們熟悉地方情況的優勢，把自己的聰明才智投身到建設新西南的火熱斗爭中。
堅持“德”、“才”兼備原則，大力選拔年輕干部。進入西南以后，干部缺乏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老區和本地干部不足6萬，加上西南服務團1.7萬余名學生干部，撒在西南230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任務繁重與干部奇缺形成了反差，一時間，出現了區縣、廠礦、學校向市、省要干部，市、省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現象。
針對這一問題，鄧小平強調指出：“眼睛不要望著上面派來或別區調來干部，要堅決地從群眾中放手提拔。”現在我們提出干部的標准，是“德才兼備”，適當照顧“資”（資歷）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這種品德和才能，都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鍛煉和培養出來的。一個區級干部搞一個廠比地級干部搞得好，我們就要這個區級干部﹔一個青年團員比一個10年黨齡的黨員收稅收得好，我們就要這個青年團員。不沖破這一點就不能前進。
鄧小平關於干部“德”“才”兼備標准的講話和大力提拔年輕干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區干部培養的進程。西南地區各省、市、區借鑒老解放區“干部來自群眾，領導來自基層”的經驗，採取了四條措施，一是向由劉伯承兼任校長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輸送學員﹔二是面向城鄉基層單位從參加接管和工廠、碼頭民主改革以及農村減租退押、清匪反霸斗爭中涌現的積極分子中選拔干部﹔三是舉辦各種訓練班，從大學、中學青年學生中吸收大量的干部﹔四是對留用人員實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針，量才錄用。由於採取了上述措施，西南地區的干部隊伍迅速擴大，到1950年底就有干部20萬人，到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已發展到80萬人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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