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
是建設西南的百年大計
隨著西南的解放，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在取得勝利的形勢面前，西南黨內部分同志經不起進城的考驗，進而發展到貪污腐化，有的甚至對自己的婚姻也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鬧著要“改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行為也逐漸多起來，統一戰線中狹隘的關門主義思想也有所抬頭。
早在湖南常德時，鄧小平就對進軍大西南的黨員干部敲響了警鐘，他指出：進城后一定要發揚革命傳統，紀律嚴明，愛護群眾，要萬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樂思想。李自成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1950年元旦，鄧小平起草了一份熱情洋溢的感謝電，指出：在歡慶勝利的日子裡，第二野戰軍的指戰員們首先想到的是華北地區、華東地區和華中地區的父老鄉親，深刻銘記第三、第四和第一野戰軍及華東、華中、西北的黨、政府和人民所給予的熱情幫助和鼓舞。感謝電通篇用事實說明了一個道理，即二野取得的所有勝利，都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兄弟部隊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勝利應歸功於人民。
1950年1月，鄧小平在二野三兵團一次師以上干部會上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仗打完了沒有？”他指出：“當前，九十萬國民黨部隊尚待改造，六千萬基本群眾尚待發動，數十萬土匪尚待清剿，廣大農村的政權還沒有建立，破產的城鄉生產還沒有恢復，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可我們有些同志卻認為仗打完了，該享樂了。這是何等的危險和可怕！”
6月，鄧小平在《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中，對西南地區整風運動的緊迫性、目的和意義都作了精辟論述，對西南地區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的根源進行分析，指出了克服黨內不良傾向的方法和步驟。他指出：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進行一次整風，中央指出目前我們黨內主要錯誤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在西南來說這個問題比其他地區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還有兩種傾向，一個是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一個是正在發展的蛻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風中加以克服的。他並就這些不良傾向作了具體分析：
關於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問題。首先表現在征糧工作中的強迫命令。有的部門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隨便扣押捆打，採取游行罰跪等錯誤作法，甚至有個別逼死人的。在稅收工作中，部分地區提出隻要有交易行為，就得收稅。如有收草鞋稅、10個雞蛋收3個、3斤酒收1斤米的事。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如個別地區在接管國民黨政府公糧時，部分干部工作中粗枝大葉，不認真核對糧倉中的庫存，隻加上一張封條，就算接管了，造成許多“空倉”，致使國家財產遭受不應有的損失。重慶某廠軍代表，由於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作風，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工人的主人翁思想發揚，發生了車間秩序混亂、工人磨洋工、坐廁所、鬆馬達、關紗車等現象，壞人乘機破壞機器，嚴重影響了生產。
為什麼會產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錯誤傾向呢？鄧小平透徹地分析道：進入西南以來，工作是很繁重的，絕大多數同志，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如果“工作看起來忙得很，但是實行的是命令主義，違反了政策，脫離了群眾，完不成任務，損害了黨的信譽”，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
因此，鄧小平緊緊抓住重慶某廠軍代表犯官僚主義錯誤、嚴重影響生產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慶市委、西南工業部和西南工會辦事處，要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黨組織受到教育。在上級領導的發動下，工人群眾批評了軍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評，提了一百多條意見。廠裡召開了臨時職工代表會，軍代表作了兩次檢查，使職工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宣布給軍代表撤職處分時，許多工人哭了，紛紛挽留軍代表，並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對國家財產不負責任的態度。通過這次事件，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加強了生產管理和 勞動紀律，推動了生產的發展。
關於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問題。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在奪取政權以后，是否還需要統一戰線，在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動搖。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門戶之見，使黨變成狹小的圈子，從而喪失了領導作用﹔有的同志從個人而不是從全局考慮問題，怕自己吃不開，因而對於統一戰線發生抵觸。具體工作上，對於黨外人士的職位安排，有的同志不服氣﹔在工商業問題上，有擠垮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農村工作中，拒絕與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合作。
針對這些不正確的思想，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不要以為我們幾十萬軍隊，一下子可以打倒一切敵人，這種想法是危險的，光靠共產黨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有些同志的關門主義傾向，是不懂得唯有團結四個朋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才能戰勝三個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才能建設新中國的道理。他們往往夸大黨外人士的缺點，不善於或不願意與黨外人士共事，不善於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響黨外人士以促其進步﹔而對於自己的狹隘作風和違反黨的統一戰線這樣重大的原則性的錯誤，卻漠然不知或採取自我原諒的態度﹔他們不懂得在西南除軍隊外，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地方工作干部，其中隻有三萬人是黨員，還有少數是團員，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黨團員。黨與非黨干部的合作問題，就是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問題。試問：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團結好，能夠做好工作嗎？
鄧小平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進城不久，鄧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辦公會上提出由統戰部召集一次民主黨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談會，他和劉伯承在會上講話。劉伯承、鄧小平還發請柬，請重慶市各界名流吃飯，和大家見面，向他們請教。農村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開始后，鄧小平及時組織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代表參加，使他們了解農村階級斗爭情況，積極投入到運動中去。他還妥善安排國民黨軍起義將領職位，承認他們對人民事業的貢獻。如西南軍政委員會中的6位副主席，就有熊克武、龍雲、劉文輝3位民主人士﹔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各院部會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佔1/3以上。當得知國民黨匪特殘殺我負責干部及民主人士時，他要求要引起嚴重注意：對於重要的民主人士的保護與對於我們自己的保護一樣重要，請公安部門和統戰部門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圍之內。
關於享樂思想和腐化行為的問題。當時在少數老干部中主要是鬧個人享受、婚姻和等級待遇問題。有個別干部公開表示：“我有兩個問題要求組織解決，一個是討老婆，一個是要地位。”西南公安部一位干部竟說：“不讓我當處長副處長，讓我當科長不干。”某醫療隊干部中有比水筆、比皮鞋、比花被面子的所謂“三比”。某市委9個委員7個鬧離婚﹔雲南一個師政委兼地委書記，因為鬧離婚被其妻用槍打死，影響很壞﹔貴州省綏陽縣縣長李民在山東解放區已結婚，到貴州后，採取欺騙的手段，與一位青年學生結婚，他的妻子從山東來到貴州后，進不了縣政府，孤兒寡母隻好在縣城流浪。
針對這些不健康思想和行為，鄧小平毫不留情地批評道：還有一個干部婚姻上的問題，現在到處在鬧“改組”。這種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據，說婚姻法上規定有婚姻自由，於是不管政治條件，不管兒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鬧得影響很壞，工作也受損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脅手段。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鄧小平緊緊抓住貴州綏陽縣長李民犯重婚罪的事實，指示西南高級法院一查到底，嚴肅處理，要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利。1953年2月，“李民重婚罪”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李民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新華日報》進行了公開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震撼，對黨員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及時剎住了一些老干部進城后見異思遷、摒棄糟糠之妻的“改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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