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門人”的“壓箱寶”——11位出版家難以忘懷之書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

《古書之美》是關於古書收藏的小書，上半部是安妮寶貝對藏書家韋力的訪談，下半部是韋力關於古書收藏知識和所藏善本的解說。

下半部看來更切題，一位有古書鑒藏經驗的專家，向大眾介紹古代藏書史、古書分類、古書形態和古籍傳藏，古書美之所以為美，盡在此中。隨文附載的自藏善本書影，彰顯了美之細節。所言雖是古籍常識，但由過手十萬冊線裝善本的藏家來寫，自有不一樣處。譬如，我曾有緣在芷蘭齋賞書半日，看芷蘭齋的書簽，跟一般藏館不同，每種書都注明所用紙張的材質，紙張成為古書版本鑒藏的重要元素。這部分以古書用紙的介紹最為精到。

上半部安妮對韋力的訪談，才是本書的主體。我很欣賞訪談者的策略，“不是太關心他做過的事，而是關心做了這些事情的人”，因此話題不單是傳遞古書收藏的知識，更多的是收藏者的經歷和觀念，作為藏書家的存在方式，由此帶入被訪者關於歷史與現實、傳統與個體的思考。看似即興式的對談，遠遠超出了“聚物”層面，與其說是關於古書的，毋寧說是關於傳統的、關於文化的、關於理想的。一場關於古書的對談，映射的是對傳統的觀照、對現世的深省。訪談中的韋力，風雅從容而不失犀利，博聞機敏而不無克制。

“吾道不孤”是藏書家的自信與自勵，更是對文化傳統的堅守與呼喚。借用本書序言的話：古書、古物、古人、古事，不妨重提。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龔莉：

數次搬遷，許多書已送人，但有那麼一些是舍不得的，這包括《約翰·克利斯朵夫》。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以貝多芬為原型，塑造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這一光彩形象。約翰·克利斯朵夫出生於德國一個小城鎮，幼年即顯露卓越的音樂天賦。成年后，他天真，激憤，鄙視封建貴族及其庸俗藝術，與陳腐文化發生尖銳沖突。他曾有過純潔友誼和純真愛情，但最終卻是一曲曲悲歌。晚年已舉世聞名，靈魂也被一生的痛苦折磨所淨化。小說以主人公生平為主線，刻畫他在現實種種矛盾中，與命運抗爭，為追求光明和正義奮勇前行的心路歷程。

此書分四部，類似18世紀中葉后常見的現代交響樂四樂章結構。行文行雲流水般展開，且富有強烈的節奏感，具有歐洲古典音樂黃金時代的風貌特征。作者以深厚的音樂素養，構建起一個自由寬廣、純真豪邁的精神境界。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彰顯的崇高理想、人道主義和對真理的摯愛，以及出神入化的藝術造詣，使他獲得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全景式的人生百科全書，它給予我心靈滋養和精神力量。我的書櫃中將永遠有它的位置。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

從進入大學那天起，歷史系教授就要求我們必須讀《史記》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在熟讀之后很久，才逐漸體會出它的好來。《資本論》便是使我受益最大者。

首先，《資本論》教會我方法論。它提供了一種研究歷史、認識人類社會的方法論，即從經濟關系入手來剖析人類社會的其他一切關系。在經濟學家看來，人是經濟動物。經濟關系是人的其他社會關系的基礎，研究經濟關系是探求人的其他社會關系的基本前提。不僅如此，歷史上一切社會變革都是從經濟變革開始的，經濟變革往往成為其他變革的動力或源頭。

然后，《資本論》教會我一種世界觀。它從資本入手，剖析資本主義的整個生產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是榨取剩余價值，最終的關注點落在勞動者身上。這一方面反映出了勞動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基本價值判斷，另一方面，通過揭示資本主義剝削性而引發對廣大勞動者的關注，體現了一種人文關懷。實際上，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廣大的人民群眾。

第三，《資本論》為我們提供了剖析一個社會或一種生產方式的典型案例。而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恰恰是當今人類社會被採用最多的生產方式或社會制度，這對我們理解當今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

1980年10月，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在中國首次出版發行，我正在廈門大學哲學系讀大三。其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各種思想、理論競相登台。我是一口氣讀完這本書。它的出版，對20世紀中后期至今的知識生產和傳播產生了革命性影響。

庫恩認為，科學發展並非想象的那般單純。在哥白尼“革命”的過程中，庫恩看到兩個支持不同理論的科學共同體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力量的干預下進行一場競爭。而最重要的是對不同“范式”的接納。

庫恩說，此書的核心是第十章，這是理解並掌握本書的關鍵，“在革命之后，科學家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學家世界中的鴨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

在此書中，“范式轉換”是解密科學革命的金鑰匙。科學共同體由科學家“抱團”而成，“同行承認”是科學共同體的“硬通貨”，科學家的幸福是發現未知，榮譽是獲得同行的認同。

庫恩為科學哲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路，他首創的“范式”成為風靡全球的概念，對我們今天的學術評價機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