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鄧小平對北京郊區，主要是順義縣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的直接成果是促進了當時黨的農村政策的調整。更深刻的意義還在於，通過調查，鄧小平對如何發展中國農村生產力作了探索，為日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的提出做了一定的認識上的積累。
順義調查的起因與背景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和建設的實際，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在農村主要表現為：加快所有制的升級過渡﹔大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的所謂“共產主義”﹔搞主觀主義的高指標，大刮“浮夸風”。這些錯誤的做法給農村生產力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農民溫飽不能維持，生產積極性提不高，農業生產持續下滑，農業總產值和主要農作物產量在1959年全面減少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其中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12.6％，糧食產量比上一年下降1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6頁。】，僅14350萬噸，為新中國建立后產量最低的一年。更嚴重的是，由於糧食和副食品短缺，農民體質下降，而以人代畜使勞力負擔加重，出現了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據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減少一千萬人，人口死亡率達25.43‰，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4.5‰，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惟一出現負增長的一年。【《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第580頁。】北京順義縣地處平原，水利設施和機械化條件都比較好，但農業生產也呈下滑之勢，1957年畝產糧食284斤，1959年為249斤，1960年則降至247斤。【《鄧小平1961年4月在順義縣調研材料》，存北京市順義區檔案館。】全縣糧食總產量不到1.6億斤，比上一年減少近1200萬斤。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不足300斤。全縣37個基本核算單位，缺糧的有16個，其中有3個單位從1959年7月下旬就開始借錢買糧。【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曲折的前進》，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頁。】
在這樣嚴重的形勢面前，黨的高級領導層受到了深切的觸動，中共中央為了堅決徹底糾正“共產風”，於1960年11月3日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5日，中共中央又對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作出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這幾年中出現的“共產風”中央有責任，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工作中缺乏一種謹慎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把經驗總結起來，接受過來，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毛澤東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06-1116頁。】1月13日他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在同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會后，毛澤東率先行動，直接領導廣東、湖南、浙江三個調查組開展調查研究。3月23日，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同時印發了毛澤東30年前寫的《調查工作》一文。
在這之前的3月13日，毛澤東給在北京主持華北、東北、西北干部會議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寫了一封信，強調各級干部都要重視調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產隊之間、人與人之間平均主義的問題，特別提出：“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開始了京郊的農村調查。
在毛澤東的號召和率先垂范之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紛紛深入基層，1961年成為中共歷史上真正的“調查研究年”。而鄧小平北京順義調查正是這些調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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