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義調查的特點與成果
鄧小平與彭真這次京郊農村調查，以順義和懷柔兩縣為主要對象。調查組分為5個小組，鄧小平帶兩個小組，主要調查順義縣的情況，彭真帶著另外3個小組，主要調查懷柔縣的情況。與此同時，由北京市委組織的調查和各縣（區）委書記、副書記領導的調查工作也同時進行，在京郊農村形成了中央、市委、區縣3個層次的調查網。
1961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的調查歷時15天。他在調查時輕車簡從，為不打擾地方，平時住在火車客車廂中。隨鄧小平參加調查的有中央機關和北京市委的曹幼民、卓琳、常浦、張大中、廖沫沙等同志。雖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但鄧小平在順義時和普通干部一樣，頓頓吃的都是“瓜菜代”。河裡打上來的水草，煮一煮也擺上了總書記的飯桌。惟一的一次改善伙食，還是經請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原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大中、原順義縣委書記李瑜銘發言，回憶鄧小平順義調研座談會紀錄（2004年4月9日），存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調查時間雖然不長，但體現出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目的明確，抓重點問題調研。調查工作主要圍繞當時調整農村政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進行，如基本核算單位的確定、社員工分口糧的分配、三七開供給制的實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農村手工業、家庭副業的開展等。對這些問題，鄧小平反復征詢各級干部和群眾的意見，使問題逐漸顯露。
二是分級召開座談會，聽取干部和群眾對農村政策的意見。鄧小平既請縣委領導對全縣自然狀況、合作化、農村各業發展變化以及工作情況作匯報，又分別召開了公社、管理區、大隊和小隊干部座談會，聽取各層次干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和看法。通過多種形式，鄧小平分層次、多角度地了解了干部群眾對黨的農村工作的意見。除召開干部座談會外，還進行實地調查、入戶訪問，直接聽取群眾的意見。
三是帶頭解放思想，鼓勵講真話、講實話。剛到順義時，因為反右、反“右傾”等運動的教訓，大部分干部有顧慮，不敢講真心話，談到糧食減產的原因時，把“勞力外調多”作為首要原因，鄧小平便追問：1959年、1960年勞力外調比1958年少，為什麼糧食反倒連續減產呢？看來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力問題，是政策的問題，是瞎指揮、一平二調搞得群眾沒勁頭了，有了勁頭地就會種好。鄧小平帶頭講真話，使干部和群眾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實話。
四是把調查的過程當作解決問題的過程。改變困難村的面貌是調查中鄧小平十分重視的問題，他專程對困難落后的順義蘆正卷村進行了實地調查。當看到這個村沙地多，全村吃水僅靠一口井時，便在隨后召開的縣委匯報會上，提出由縣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錢幫助他們打兩眼機井，修上水渠。這樣既可以解決吃水問題，還可以發展水澆地，開辟幾十畝果園。鄧小平指出，類似這樣的窮村，要針對其特點，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找門路，增加收入，改變面貌。事后，縣委將鄧小平的意見加以實施，迅速改變該村的舊貌。順義縣蘆正卷村的干部和村民至今談起此事，對鄧小平關心群眾疾苦，求真務實的作風仍感觸很深。
5月10日，鄧小平在京郊順義、密雲縣考察回來，當天便和彭真一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就調整社隊規模、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供給制、“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公共食堂、耕畜和農具的所有制以及供銷社和手工業、家庭副業等7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意見。不久，調查組又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央及華北局寫了6個專題報告，這些報告分別是：《市委關於改變供給制辦法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於實行三包一獎、評工記分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於超產糧的征購和余糧分配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於發展農村手工業和恢復供銷社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於耕畜農具等的所有制問題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於農村食堂問題的調查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隨這些報告還附有基層單位的典型材料19件。【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重要文件匯編》（1961年），第215-294頁。】
鄧小平、彭真給毛澤東的信以及隨后向中央的報告，匯總了鄧小平、彭真等同志農村調查了解到的情況以及他們的建議。調查后，以下問題得以明確並很快地得到解決。
1、關於調整社隊規模問題。建議縮小社隊的規模，讓社員“看得見、抓得住、管得了、信得過”。鄧小平來順義時，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定在大隊，每個大隊平均540多戶，最大的有2559戶。由於經營規模過大，社員對基本核算單位內部運行情況不清楚，意見很大。鄧小平提出：是不是可以肯定這樣一條，核算單位劃小，相互熟悉，相互矛盾好解決，產量就上去了。基本是一村一個，小村可以合並。市委常委討論同意了這個建議，再經彭真與鄧小平同意后，立即向各縣（區）委部署，對基本核算單位、包產單位做了調整。第一步使基本核算單位由1156個調整為3313個，平均每個單位183戶﹔包產小組由5495個調整為11250個，平均每個小組55戶。雖然由於認識上的局限，這種經營規模還是偏大，但畢竟比過去前進了一大步。
2、關於糧食征購、余糧分配、“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問題。強調社員之間在分配上要有差別，建議在兩年糧食歉收的情況下，大隊、生產隊不宜多留余糧，應把大部分糧食分給社員。經過調查了解，鄧小平肯定了當時尚有爭議的“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一獎懲”（超額有獎、減產受罰）、“四固定”（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到生產隊使用）的責任制，提出要貫徹多收多得多分的原則。他強調口糧分配無論如何不能拉平，社員之間要有差別，這樣社員才能放心，才會拼命干。他還再三重申按勞分配的方法可以多種多樣。對於征購后的余糧，他提出應絕大部分按勞動工分分給社員，鼓勵他們像經營自留地一樣經營集體土地。他贊同順義縣上輦大隊的余糧分配方法，這個辦法是：40％交國家，把余下來的60％作為100％，其中50％按工分分配，20％作大隊機動，10％作小隊機動，10％按人口分配，10％作為獎勵。
3、關於供給制問題。建議廢除一般的普遍的供給制，隻對五保戶和生活困難戶補助實行供給。在調查中，鄧小平了解到當時農民的工分值很低，干一天分值隻有0.30元。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地方還在搞“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生產、生活資料由集體包干的比例很大。鄧小平指出：這樣不行，要想辦法提高工分值，現在條件不夠的可以縮小供給制，或暫時實行隻包五保戶和補助困難戶。在聽取了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在京郊其他地區調查匯報后，得出相似意見，鄧小平果斷指示：今后農村供給制隻補助五保戶、困難戶。彭真亦表示贊成，並馬上布置落實。
4、關於食堂問題。建議辦不辦公共食堂完全根據社員自願。順義調查開始時，不僅干部們談起公共食堂有顧慮，怕被打成右傾，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也拿不准。他看到干部們座談時吞吞吐吐，便反復啟發要講實情。當他了解到食堂佔的勞動力多，加工糧食又有損耗，還給社員生活帶來許多不便時，便在座談會上明確表態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要根據群眾的意願，決定食堂的去留。在5月4日聽取調查匯報后，他又講：吃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據自願﹔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榮﹔吃不吃食堂都給予便利。並提出採取這樣的方針有利於生產和生活。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他強調對吃不吃公共食堂尤其要走群眾路線，完全根據群眾自願。在辦不辦公共食堂問題上，中央根據各地調查意見，對《農業六十條》作了修改，明確規定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5月18日，市委貫徹中央的精神，按照鄧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給農村黨員發了一封信，說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堅持完全自願的原則，要求各生產隊要將此信向所有社員逐字逐句地宣讀，由社員自己解決食堂問題。【《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食堂問題給農村黨員的信》（1961年5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重要文件匯編》（1961年），第293-294頁。】這個政策一公布，農村食堂在自願的原則下全部散伙，群眾皆大歡喜。
5、關於耕畜和農具的所有權問題。建議耕畜由歸生產大隊所有改為歸生產隊所有。鄧小平、彭真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這種改變可以加強社員對牲畜的愛護，也利於牲畜的繁殖。即使仍歸生產大隊所有，也應固定給生產隊使用，同時建立飼養者、使役者和生產隊共同負責的責任制。
6、關於供銷社和手工業、家庭副業問題。建議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的工作，支持手工業、家庭副業的生產。鄧小平通過考察牛欄山廟會、縣城農貿市場，調查社隊工業、家庭手工業、副業情況，了解到當時農村市場蕭條，手工業、家庭副業生產減少，影響了農民的生活和城鄉交流，他指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問題，是流通渠道問題。要把手工業、家庭副業恢復起來，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首先要從組織入手，趕快把供銷社建立起來，發揮其組織生產，找原料、找銷路的作用。為此，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了必須大力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工作的建議。在手工業人員的報酬上，鄧小平提出可以讓他們單獨核算。要用經濟的辦法把生產發展起來，隻要不是國家統購統銷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鄧小平大膽地提出：社員種自留地有積極性，應予保護。他反問道：自留地種糧食，可以解決口糧問題，還可以養豬和家禽，就不會有浮腫病了，有什麼不好？他還肯定了社員種“十邊地”【“十邊地”指村邊、路邊、河邊、溝邊等10種零散的荒地。】的做法，提出種地的社員因此能吃飽飯，國家不用再供應糧食，實際上就是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在密雲調查如何加快荒山綠化時，鄧小平提出：可以把荒山劃一塊給社員去經營，搞縣、大隊、生產隊、社員戶四級所有。並補充說，劃給社員經營的那塊兒要長期保持不變。這個意見后來被中央採納，成為《農業六十條》的第40條：“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還可以根據社員需要和原有習慣，分配給社員適當數量的自留山，由社員經營。劃定后也長期不變。”
7、關於農業糧食減產的原因。在調查順義糧食減產問題后，鄧小平明確指出：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力問題，而是群眾生產積極性問題，是干勁問題，也就是政策問題。瞎指揮、一平二調，搞得群眾沒勁頭了。他直接點出政策出了問題，要調整政策。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才是解決當前農村問題的關鍵。這樣，他說出了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為農業政策的調整指出了明確的思路。
由於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時問題抓得准，分析得客觀深入，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1961年5月7日、9日先后轉發周恩來“關於公共食堂、供給制等問題的電話記錄”和胡喬木“關於農村公共食堂、商業問題和城市有關問題的信”之后，5月13日就鄧小平和彭真5月10日的來信批示：“此信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頁。】
從中央到地方主要領導人開展的這些調研活動，對中央農村政策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61年5月21日至6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一文件吸收了各地的調研成果，取消和糾正了原來的一些規定，受到了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
1962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黨和國家領導人作了自我批評。經過1961年、1962年的調整，1963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全面好轉，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5.7％，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17.9％。【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頁。】
在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經濟建設遇到重大挫折的關鍵時期，由毛澤東直接推動，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代中央領導人和各地黨的主要負責人大力開展的調查研究工作，有力地促進了黨中央對農村政策及其它政策的調整。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航船終於渡過了一個極其艱難的險灘。
順義調查在鄧小平思想探索中的地位
順義調查雖然時間不長，但在鄧小平個人經歷和思想形成過程中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就其經歷而言，1961年的順義農村調查是鄧小平1930年在廣西領導制定《土地法暫行條例》、《共耕條例》，1943年出席晉冀魯豫邊區生產動員大會並講話，解放戰爭時期挺進中原開辟新區后，比較集中地研究社會主義時期農村問題的一段重要經歷。特別是通過這次調查，鄧小平直接了解了解放后農村的基層情況，對農村工作的復雜性和農業政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體驗，從而豐富了他的相關知識和執政經驗。而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無疑是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了解和熟知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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