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在這次調查中以及隨后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觀點，對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著重要的意義。
1、加深了對中國農村基本狀況的認識。鄧小平通過調查對中國農村生產力的規模、生產形式、機械化的程度、生產的產量和勞動力、勞動組織者的水平和人民的生活狀況都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他曾在調查中將當時的農業機械擁有量及使用情況與蘇聯進行過比較，指出我們的落后和不足。調查中他了解到，當時北京順義縣日工分值高的0.60元到0.70元，低的僅有0.30元左右﹔社員的年收入也很低，最低時一人全年僅有31元。順義縣地處平原，水利設施和農業機械的條件均屬較好，情況尚且如此，條件差的地區可想而知。因此他認為，當務之急是提高工分值，緩解人民的貧困狀態。順義調查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來說：“從1957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到1966年的10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雖然有一些地區的農民生活比較寬裕，但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138頁。】由這點出發，決定了在很長的歷史階段，我們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基本國情為依據，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不能搞平調和“共產風”，不能試圖一蹴而就的“大躍進”奇跡出現。他的這些看法是后來作出“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科學論斷的一個因素。
2、明確了生產關系不可超越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順義調查使鄧小平切實感到“一大二公”對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積極性的發揮起到了阻礙作用，並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能促進生產的發展。當基本經濟核算單位過大，供給制程度過高時，反而不利於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會要求將基本核算單位劃小。調查中了解到社員對自留地、十邊地的經營熱情，遠遠超過對集體土地的經營，這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23頁。】這雖然是針對克服經濟困難、恢復發展生產提出的意見，但其中已包含了鄧小平認識上的升華，可以看出某些后來農村改革思想的端倪。
3、強調黨的政策要符合群眾的切身利益。在調查過程中，無論是對基本核算單位的確定，還是縮小供給制的范圍、對公共食堂的取舍，鄧小平都十分注意傾聽基層干部和社員的意見。對這些問題拿不准時，他多次講，要由群眾去討論，辦法決定於群眾﹔把隊干部們的智慧集中起來，總比我們在辦公室裡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據群眾的意願決定黨的政策，在公共食堂去留的問題上突出地反映了鄧小平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的思想。對人民群眾實踐的重視，對人民利益和意願的關注，善於概括群眾的經驗和創造，成為鄧小平政治實踐和理論創造的一個鮮明的特點。這與后來在改革的關鍵時期鄧小平總是著眼於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來考慮改革開放政策的變與不變，可謂一脈相承。
4、深化了對“左”傾錯誤危害性的認識。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期間，認真詢問了農村“一平二調”、“共產風”、瞎指揮的具體表現，多次講到是黨的政策出了問題，搞得群眾沒勁頭了﹔瞎指揮費力不討好。他親眼目睹了由於指導思想和政策上的“左”傾錯誤，造成了農業上的重大損失，使他對“左”傾錯誤的危害有了更切實的感受。20年后，1980年4月21日鄧小平說：“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30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採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麼，一定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2頁。】1992年到南方視察時，他更明確地說：“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他還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中，我們犯的錯誤主要是“左”的錯誤，因此“左”的傾向是主要危險。而糾“左”有時比反右更困難。
5、順義調查又一次鍛煉和顯示了鄧小平處理危機、打破困難局面的能力。鄧小平在順義縣的調查及其向毛澤東的報告，對結束當時的“左”傾錯誤，使國民經濟逐步好轉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鄧小平后來總結的那樣：“‘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1959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那時，我們黨和毛澤東主席由於長期斗爭歷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們把困難的情況如實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並且採取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1962年就開始從困難的境況中恢復，1963年、1964年情況比較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6-137頁。】鄧小平在北京順義農村的調查工作，充分表現了他一貫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面臨復雜局面時抓住主要矛盾，敢於揭露問題，善於解決問題的工作作風，這是他調查成功的主觀因素。這次調查充分表現了鄧小平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勇氣、智慧和實干品格，是他這種品格的又一次豐富和升華。
1961年北京順義農村調查只是鄧小平豐富政治生涯中的一節，但他留給我們的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啟示，卻值得我們長久地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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