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是個大問題——對“大政策”的最后思考（1992—1993年）
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中國經濟出現新一輪騰飛。中國的發展引起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關注，也引起了敵視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的不安。
1992年12月18日，《參考消息》上刊登的《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強國》兩篇文章，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前一篇文章認為：“社會主義並沒有銷聲匿跡。”“馬克思可能會卷土重來，而且再度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和體制構成的挑戰，會比蘇聯共產黨政權曾經構成的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后一篇文章指出：“過去14年裡，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實際平均增長率高出美國6.5個百分點，如果這一差異持續下去，到2010年稍過一點，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鄧小平當然能夠洞察這兩篇文章的含義，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並將全面顯示出比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二是中國總體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使資本主義國家“望而生畏”。
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怎樣謀求更大的發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看了《參考消息》在同一天登載的這兩篇文章后，引發'了鄧小平對分配問題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
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按勞分配，打破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大舉措。到了90年代，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以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關注和思考的重點轉向了如何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鄧墾談話時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因為這時他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隨著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新的經營形式的出現，分配方式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形成了明顯的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或階層，特別是一些人利用我國經濟體制的雙軌制、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經濟立法跟不上、稅收政策執行不力等體制上的漏洞，非法牟取私利、積聚財富。少數人的暴富與其付出的勞動、投入的資金、承擔的風險完全不成比例，從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的公正分配。市場經濟實際上已經帶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的可能性（雖然這時還遠遠沒有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因此，他提醒我們：“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裡，鄧小平把在實現“先富”、“共富”過程中客觀存在的風險，把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的危害，講得清清楚楚。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鄧小平晚年對后來人的諄諄囑托。
進入21世紀，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同20世紀90年代相比，又有了明顯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從1990年的18598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88189億元，2000年比1990年整整翻了兩番多，經濟總量、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黨的十六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的逐步解決提上了議事日程，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和時機日趨成熟。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的關系”，要“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來源：《黨的文獻》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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