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反對平均主義，又防止兩極分化——根據改革初期的實踐對“大政策”的進一步思考（1979—1984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並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
“大政策”從1979年開始率先在佔我國人口80％的農村地區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配套實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人們被壓制多年的致富沖動被喚發出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越來越多的人和地區走上富裕之路。緊隨其后，政策的效力迅速擴展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試點企業和城市，形成了有相當氣候的改革開放大好形勢。1980年7月，為大好形勢感到歡欣鼓舞的鄧小平感慨地說：“要承認不平衡，搞平均主義沒有希望。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國家才有余力幫助落后地區。不僅全國，一個省、一個社、一個隊也是這樣。百分之二十先富起來，會把其他的帶動起來。”
當改革的重點即將由農村轉向城市之際，1983年1月，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說：“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他明確提出判斷新辦法好壞的標准，是看它“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還說，幾年的實踐証明，“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新辦法的實施，不僅僅觸及到了“按勞分配”的問題，也開始沖擊人們的一些傳統觀念。例如，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其雇工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怎樣看待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這一新情況，引發了爭議。鄧小平在1984年10月表態說：“雇工問題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隨后，他又說：“目前，有的雇工達二十人，有些同志就著急了。我說，不要著急，這只是個別現象，不必改變現行的政策，過幾年再說。”看得出，這時候鄧小平著重強調的是這些現象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而經濟發展才是“改革的大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服務這個大局的。由此，動不動“傻子瓜子”，就有了象征意義，不單是一個人、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一種戰略性的考慮。但在鄧小平的思考中，問題還有另一面，這就是這個時候不動並不是永遠不動，而是過幾年再說，這也意味著這個問題早晚需要正視、解決，關鍵看實踐發展的需要。
事實上，在實施這個“大政策”之初，鄧小平心裡還有一本賬，即“先富”、“共富”問題與改革大局密切相關，更與我們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早在1981年12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始終要注意避免兩極分化。”伴隨著80年代中期從計劃經濟體制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轉變過程，貧富差距開始顯現。人們開始擔心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會變，擔心我們的社會主義方向要變。針對國內出現的這些疑慮和國外的種種猜測，鄧小平反復強調：“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徹底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毫無疑問，這本賬在鄧小平的心目中是從不含糊的。
那麼，究竟什麼是“兩極分化”呢？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明確的政策界定：“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在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當然，“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經過幾年的實踐，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把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寫進黨的文件。文件指出：“隻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才能對大多數人產生強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並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這標志著中國改革總體思路在解決動力、途徑和實現根本目標等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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