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從政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來自民間，他們了解百姓真正疾苦的所在，他們向皇帝諍諫，是要皇帝不要做直接或間接有害百姓的事。所以，在君主專制政治下的諍諫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民意反映的方式﹔同時，諍諫也是君主專制政治下的一種防腐劑。可是，向君主諍諫含有向權威挑戰的意味，在君權日益強固的古代，君主能讓直言不諱的臣子存在已屬不易，還要君主接受諍諫，更是困難的事。因此，古代知識分子上書諍諫時都抱著“冒死”的心理，歷史上常常可以看到先准備好棺材而后向君主諍諫的故事，他們並非不怕死，但他們認為向君主諍諫是他們的責任，諍諫的結局可能是自己送了命，但卻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死而無憾。因此，我們不要笑古代那些冒死諍諫的知識分子是愚忠，我們要敬佩他們為盡責任而犧牲的勇敢精神。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具有濃厚的歷史責任感，他們努力從自然生命中提升歷史生命，創造不朽。不朽的事業是由自己去做，卻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同時，也沒有人強迫他們去做那為了別人的不朽事業，他們去做不朽的事業是自動的，是自認為分內的事。所以，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是建立在義務觀上，他們不要求報酬，不要求獲得什麼，盡了責任，內心自然得到滿足，這就是人生。
自清末民初以來，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國，知識分子在自卑的心態下，不加選擇地接受外來思想，同時，把傳統思想棄如敝屣，使近代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差異。其最顯著的是近代知識分子勇於爭取權利而忽視責任，熱衷於名利事業而不顧歷史使命。近代知識分子的這些改變導致了什麼后果？歷史將會給他們什麼評價？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承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不是沒有缺點的，我們也沒有理由要求現代的中國人處處都去仿效傳統知識分子，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未來中國的文化能繼續發揚光大，中國的歷史能走向光明的坦途，那麼，傳統知識分子的守“道”犧牲的精神、人生的義務觀和歷史的責任感都是值得我們重新撿拾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