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歷史的鏡子》﹔作者 王壽南﹔新華出版社
從春秋末期開始，封建制度逐漸破壞，王官世守的制度也隨之逐漸破壞，各國國君為了謀國勢之強盛，便競用人才，使知識分子從政的興趣愈來愈高，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國，都不諱言在尋找從政的機會，當時知識分子和孔子孟子同樣情形的很多。
傳統知識分子渴望有從政的機會，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解決生活問題。古代知識分子既不從事農業生產，又不經營工商事業，要解決生活問題除了教書之外，便是從政做官。常聽人說，傳統知識分子從政就是求取富貴，這是一種誤解，富貴絕對不是傳統知識分子的最初原意。孔子希望從政，但他的人生態度卻是“富貴如浮雲”。《論語•裡仁》篇記載孔子的話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可知富與貴的基本條件是得之以其道，從政做官在古代社會確是被人們視為“貴”，但古代官吏俸祿不厚，除非做到高官，否則要想做官而致“富”是不可能的。當然，隻有一種情形不要做高官也能致“富”，那就是貪污，可是貪污而富卻是得之不以其道，這當然不是知識分子從政的原意。《禮記•儒行》篇說一個儒者“苟利國家，不求富貴”，這說明了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從政雖然在解決生活問題，但他們有更大的目的，那就是要實行“兼善天下”的抱負。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大學》一書裡所講修齊治平之道德最終的目的是“平天下”，是替天下人謀幸福，但其基礎卻是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從自己本身的道德做起。知識分子從政的理想是要做到“修己以安人”，並非爭取權利，從政是手段而非目的，但目的要透過手段來完成。所以，傳統知識分子爭取從政的機會，是希望藉從政來完成自己對天下應盡的一分義務。
中國古代自黃帝以來便建立了天子制度，在1912年以前，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民主政治，所以，政治權力系統一直是由上而下的，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權利系統，最容易演變成壓迫人民、虐待人民的政治，人民的幸福便無法獲得。傳統知識分子為了防止暴虐政治的發生，便竭力提倡統治者對被統治者不僅有權利，也負有責任的觀念，所謂“作之君，作之師”，君既兼師，君有統治人民的權力，師有教導和愛護人民的責任，一個好的君必然是受百姓敬愛的師。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那些開疆拓土的皇帝遠沒有愛民教民的皇帝的評價高，因為開疆拓土隻表現了政治的權力，愛民教民卻表現了道德的責任。傳統知識分子為了要保護人民的幸福，對能盡到道德責任的君主總會給予較高的評價。
從孔子開始，傳統知識分子一直都提倡德治主義，就是認為以德化民是政治的根本，法令的限制是政治的輔助。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成為傳統知識分子從政時的座右銘。所以，中國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工作是“教化”，被稱為“父母官”，父母的任務不是向子女收稅，而是教導子女、照顧子女。因此，政治上居於上位的人——從皇帝到地方官，負有很重的教育責任。作為一個教育的師長，本身的道德修養便不可不注意，因為身教重於言教，所謂“上行下效”，居於上位的人有以身作則的責任。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就是由德治主義而引出了身教主義。
德治主義可以產生兩個結果。一是要求居上位的人注重道德，便不至於發生傷害人民的暴政﹔一是希望老百姓也能重視道德，造成一個和諧安樂的社會。這兩個結果都能為百姓謀取幸福，當然是具濃厚人道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所祈求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