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主義是在君主政體政治之下，傳統知識分子所想出的一套保護百姓的理論，如果我們以今日西方民主政治的法治主義來譏諷德治主義，那是不了解傳統知識分子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想出一套富有責任感的理論的苦心。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很少提到“天”本身，但卻喜歡談“天命”。在《論語》和《孟子》中也說到“天”，其實多半是“天命”的意思，“天命”就是“天意”。然而，“天”是抽象的，如何能表達意思呢？《尚書》說：“天工，人其代之”，就是通過人的手來實現“天”的意思。《尚書》又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可知天意實際上就是民意。於是，真正在君主頭上的不是抽象的“天”，而是具體的“民”。理論上說，天是最高的主權者，事實上民才是真正主權的所在。《尚書》還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是天意即民意的結論，也就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的根源。
另一方面，傳統知識分子也常有“天命靡常”“命不於常”的說法，這表示一個人通過修德，可以改變天命，所以古人相信佔卜所顯示的凶吉，可以用人力來轉移。佔卜所示的是凶，但努力修德，便可以化凶為吉，於是，人要注意自求多福，自求之道便是修德。一個普通人的修德是自我檢討以增進自己的道德，作為君主，他的修德便是重視民意，為民謀福除害，一個能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君主便會被知識分子歌頌為有德的賢君，天意是會保護他的。中國古代常相信災變是天意表示不滿，對君主發出警告，君主趕快要注意修德，以避天怒。其實，遇有災變如水災、旱災、地震等等的時候，乃是老百姓生活遭遇困難的時候，最需要政府特別照顧，於是，傳統知識分子抬出了災變顯示天怒的觀念，促使君主反省修德，重視百姓的疾苦，給予特別照顧，使老百姓得以度過受災的難關。這是傳統知識分子在不能改變君主政體的無可奈何之下，想出的一套為社會人群謀福利的辦法。我們不應該嘲笑他們迷信、不科學，他們為了使君主政體不致走上暴虐政治的路子，為了使君主專制之下的被統治者不致過牛馬式的生活，在極為險陟的高山峻嶺中，開出了一條路，並且鋪上石塊，讓幾千年來的中國人得以一代代平安通過，不致發生太多的慘劇。這條路就是民本思想，那些路上的石塊就是君主修德的觀念，雖然這條路不很寬大，那些石塊也不是平整的大理石，但總比在荊棘叢生的亂石危崖中爬行來得安全。傳統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為了社會人群，為了歷史而努力開拓的責任感，我們應該由衷敬佩。
向君主諍諫被傳統知識分子認為是從政后應有的責任。無可諱言，民本思想在實際政治上是較為消極的，要求君主愛民和修德，但缺少強制性，尤其嚴重的是君主縱使有心去愛民和修德，但君主要怎麼做才算修德？才算愛民？《資治通鑒》記載了一段唐德宗訪問農家的故事。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到趙光奇的家，詢問趙光奇，老百姓生活是否很快樂。趙光奇回答：“不樂”，並且解釋不樂的原因是吏治太過腐敗，皇帝的詔書和法令在執行時都走了樣。我們想唐德宗在問趙光奇的時候，一定自認是個愛民修德的皇帝，百姓在他統治下必然很快樂，沒料到百姓竟然得不到皇帝的恩澤。這個故事反映出君主專制政體下一個共同的嚴重問題：皇帝縱有愛民的德意，百姓未必能領受到皇帝的恩澤，皇帝和百姓之間有著相當大的隔膜。如何能消除或減少這個隔膜，使得皇帝的恩澤下達百姓，百姓的好惡上達皇帝，造成政治清明、社會樂和的景象，乃是傳統知識分子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