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必耀：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

■尊重黨員主人翁地位

200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鳴縣開始試行黨代表質詢縣委工作制度和黨員旁聽縣委常委會制度。

據報道，近年來該縣先后召開十余次質詢會，235名黨代表參加了質詢會，675名黨員旁聽了質詢會。對黨代表提出的291個質詢問題，縣委領導在質詢會上回答了120個，其余問題在會后都以書面形式進行答復。“武鳴試驗”讓參與其間的黨員對自己的權利和身份有了新的感受。

隨著黨內民主的清新標本漸次浮出水面，“黨員主體地位”這一全新概念開始深入人心。2004年10月中央頒布《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使“黨員主體地位”得到制度化確認。2007年6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把“堅持黨員主體地位”與“堅持民主集中制”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而十七大報告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重大命題。

黨的十八大提出:“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健全黨員民主權利保障制度，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黨的十八大新聞發言人蔡名照強調，我們將按照黨的部署，以黨章為遵循，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根本，以加強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為基礎，進一步推進黨內的民主建設。

黨員主體地位的崛起，使人們對未來和諧的黨內民主、黨內生活充滿期待。與此同時，一些地方和基層組織中存在的重義務、輕權利，重服從、輕平等的傾向有望得到遏制。

■程序民主的行進

陳紅星，深圳市寶安區區委黨校副校長。2003年，他當選為區黨代表，正趕上寶安區作為廣東省三個黨代會常任制試點之一。陳紅星表示，現在，黨代表將與同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樣，年年開會，共謀地方發展大計。會后還要聽匯報，到鄉鎮視察。而在廣東省的另一個試點——陽東縣黨代會上，200多名黨代表還對縣委委員、紀委委員進行“滿意”和“不滿意”信任度投票。

其實，早在1988年，中組部就指導12個縣市區進行縣級黨代會常任制試點。隨后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擴大在市、縣進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黨的十七大報告又明確作出了決策:“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

各地試水黨代會常任制的同時，黨內民主程序越來越制度化。十年來，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常委會向全委會負責、報告工作制度，推行和完善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等，表明黨內民主決策程序得到進一步完善。

事實上，一些地方暴露出來的人事、決策腐敗案件，使得“‘一把手’僭越集體決策”、“領導干部一言堂”等現象日益引起制度設計者的思考。如何消解傳統決策體制的突出弊端，擺上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1999年，深圳市龍崗區較早吹響了人事決策制度改革的號角，一些鄉鎮開始試行黨內選拔任用干部票決制。2002年11月，湖北省委八屆二次全委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通過了十堰市、恩施自治州等四個市州的市、州長人選。更加出彩的是，2004年11月，江蘇省委全委會將表決無錫市委書記人選的投票過程向媒體開放。

同年，中組部頒發《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要求對重要干部任免實行全委會票決制。與此同時，一些地方還把全委會票決制擴大到重大決策、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等事項。幾經歷練，票決制內涵不斷豐富，日益顯示出民主推手的效能。

■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黨內民主的拓展和提速，不僅有利於執政黨自身的成長，也將對整個國家的民主進程產生重大影響。

這樣的思路，實際上已體現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該報告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並明確規劃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徑——“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

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指出:“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實踐中。”

而十八大代表選舉過程中，除了推進差額選舉外，在代表結構上實現了“兩增兩減”、“一個提高”，這也為即將在全國范圍內完成的各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實現代表結構“兩升一降一保証”提供了示范。按照黨的十八大代表“兩增兩減”、“一個提高”的要求，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所佔的比例從十七大時的一般不少於30%分別增加到一般不少於32%。

據統計，在2268名十八大代表中，基層黨員佔30.5%，比十七大時提高了2.1個百分點;工人黨員由十七大時的51名增加到169名。4名大學生村官黨代表和26名農民工黨代表登上政治舞台。這表明黨內民主向縱深挺進。

李源潮曾說:“我們黨是執政黨，黨員的政治參與熱情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熱情，黨內民主的狀況直接影響社會民主的狀況。”黨內民主需要更強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正如一位基層黨組織領導說過:“我們要在民主的實踐中學會民主，黨的民主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