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12月4日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车被没收，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裸奔”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我跟城管局的吴队长讲：我这是叫你们欺负到家了，只剩下裤衩了。”当地政府已责成涉事城管中队作出深刻检讨，对责任人作出停职检查处理，并就此事处理不当之处公开道歉。（新华网12月7日）
平时城管扣个自行车根本不叫事儿，但是，因为有了“城管与厅官”的新闻要素，有了“只剩裤衩”的吸引眼球的情节，迅速成为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由此引申而出两种普遍观点：其一，城管执法太任性，干部尚如此对待，何况百姓？其二，面对厅官申诉，又是公开道歉又是城管停职，可如果对方是普通百姓，政府态度会怎样？
其实，城管执法时面对的只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并不存在厅官与百姓的分别；反过来，如果确知是厅官车辆，仍旧严格执法，难道不正是公众所期盼之执法公正吗？“干部尚如此对待，何况百姓”的言论本身站不住脚，无非是为了痛斥预先设定的“坏城管”形象，而作出有利于自我解释的虚幻假设。所谓“只认罗衫不认人”，上述评论逻辑中厅官身份的代入，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过度阐释。
只不过，当地在后续处理时，又到底是公正地就事论事，还是“只认罗衫不认人”呢？既然附近有划定的自行车停放线位，厅官为自行车免于淋雨而将其锁在凉亭柱子上，事后以“法无规定皆可为”来否认违规停放，我是不敢苟同的。问题出在执法程序上——在车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剪开锁链扣车拖走且无任何告知动作，显然不妥。可话说回来，平日这种不规范执法多了去，都问责了吗？
你看，公众在评价一件事情时往往容易代入当事人身份，而政府部门在处理某一事件时同样难免“只认罗衫不认人”。如此左一扭来右一扭去，事件本身到底如何，好像反而不再重要，全是基于当事人身份的过度阐释与特事特办。此情此景，评价既难言公允，处理更难言公正。
事实上，网友借退休厅官“裸奔”，一味声讨城管，一地鸡毛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同样，政府处理若不较真于事实本身，只作问责，看似足够严厉，实则并无原则，既有损执法公信，又会给在一线执法的城管造成困惑：遇到违停自行车，到底该管不该管？毕竟，扣到厅官自行车的概率很低，扣车导致车主“裸奔”的概率更低。
就事论事地说，厅官随意停车本身是不合适的；其次，城管执法程序确有不妥，但造成厅官“裸奔”结局本身不可预料，更无法作出“干部尚如此对待，何况百姓”的推论。背后的真正问题，应该是城管是否有权可以随意扣押他人物品，以及扣押物品应该履行怎样的合法程序。这就涉及立法问题，在全国层面并没有一部完整的城管法。倘若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既无关车主是否厅官，也无关“欺负得只剩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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