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心
“农林局一家下属单位编制不少、活却不多”“一个月工作就围绕着救一只鸟”，结果农林局编制从195个被削减到70个。编制调整的依据，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日志”。1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云南昆明市官渡区“晒工作日志，破懒政怠政”的做法，给人很大启发。
有关“工作日志”，笔者印象很深的是在某地工作期间，一位党委部门的新领导，要求所属每个处室，每天都要上报“工作记录”——这应是“工作日志”的另一叫法，写明当天都做了哪些工作。这一来就像“炸了窝”：平时各处室忙闲不均，忙的处室满腹怨气，干的活多还常被批评；闲的处室心安理得，上班时间可以炒股买菜还说点风凉话。新制度一实行，忙的处室踏实上报，领导青睐，闲的处室每天发愁，不得不绞尽脑汁想点活干，整个部门面貌有很大改观。
工作日志是记录当天工作内容及相关细节的一种文体，是实现个人目标管理和管理者实现跟踪监督的重要手段。工作日志以往企业比较常见，但对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特别是处理行政事务的领导干部，作用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部门和岗位的工作，内容相对较“虚”，不像企业的生产、销售之类，业绩可用数据衡量。干多干少，多在于个人的精神状态与主动性。尤其在当下，个别干部懒政怠政现象比较突出。如何破解？让领导干部记“工作日志”，不失为一剂对症良药。
其实记工作日志的好处很多，不只是为了短时期内“管管人、提提效”。首先对个人来说，每天适当地记录一天工作，是个良好的工作习惯。领导干部的工作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碎片化，往往一天工作结束，都想不起来当天做了些什么事。记记工作日志，能防止工作出现遗漏，提高工作效率，也便于今后需要时回忆与查找。长期坚持，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归纳起来，就是宝贵的工作经验和规律，是一笔难得的经历财富。其次对部门或单位管理来说，实行工作日志制度，可以比较有效地约束和规范干部行为，促使干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能相对直接地了解干部工作内容和状态，防止忙闲不均，还可以根据各岗位形成的“大数据”，适时进行资源调配，提高整体工作水平。如果各岗位都能长期记工作日志，还可以形成一种凡事求精细的工作作风、企业文化，甚至民族性格，类似于全球闻名的日本“记事本”情结，带动整个社会管理与日常生活的精细化。
我国部分机关和事业单位尝试工作日志制度，较早的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但一方面没有大规模推行，另一方面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操作起来比较繁琐，实际效果不佳，甚至把它看成是“工作负担”。这些不同看法有一定依据：有些工作日志的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成了新的形式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工作日志，谁来记、记什么、怎么用，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
工作日志本应人人都记，但在制度规定上，应有刚性要求与柔性提倡之分。有些业绩可以量化的岗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就没有必要强行一律要求记工作日志，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予以提倡。工作难以量化，容易出现只到岗、不干活的岗位，尤其是领导干部，应是必须记工作日志的“主力”。所记内容，应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的干货，再加一点谈话或办事要点，以及必要的细节，不写那些虚的感想感受、下步计划，甚至系统性总结的“花活”。写的人不觉疲累，看的人一目了然。工作日志当主要用于干部本人及本部门检视自身工作内容和工作效率，即使能实现工作日志电子化随时提交或调阅，上级领导或机关也没必要一一过目、常作批示。可在感觉哪个部门或单位工作有待促进时，再细看其工作日志，发现问题，督促解决，包括整体进行资源整合调配。工作日志可以做适当交流，或一定范围内公开，目的是相互借鉴写作方法或标准，但不宜对其进行评优、媒体发布之类，避免“大呼隆”催生形式主义。要通过制度规定，使工作日志逐渐成为领导干部不言自明的“标配”，长流水、不断线，真正对个人有提高、对工作有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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