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新华网）
谈及问题官员复出，想必大家并不陌生，近几年问题官员复出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从“黑砖窑事件”，再到“三鹿事件”……“落马”官员如此演义着“犯错——问责——复职——升职”的官场“潜规则”。
官员出问题、被问责，后“下课”，理应在圈内销声匿迹。然而，一些地方的问责干部复出之快，即从问责到复出的时间之短，短得让人难以接受。许多问题官员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新的环境下，竟然还做的风生水起，不亦乐乎。而作为民众，面对如此横空出世的官员，真是感慨：如此问责究竟是为了顺应民意，严肃政纪，整饬队伍，还是为了应付民怨，做个样子，走个过场？
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干部犯猎，只要肯改过自新，重新使用并无不可。但从近年官员复出的个案来看，一些地方的问责干部复出如此之快，从问责到复出的时间之短，短得让人难以接受，更难以服众，而一些干部问责之后不久就“异地任职”、“官复原职”，原有的惩戒被架空，应有的问责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一纸空文，问责变成了有“问”无“责”，而问责干部“即问即复”、“复出无名”的现象，不仅严重伤害了群众感情，而且也辜负了群众对干部问责制度的期望，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在笔者看来，“问责风暴被疑是一阵风”，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目前缺乏一套相关的制度体系，干部复出的现状是不透明、不规范，加之有些地方的违法犯纪现象，这就让群众对正常的干部复出心生怀疑。尽管，党和政府加大了对问题干部的问责力度，追究了一批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干部的责任，赢得了人民群众赞许和拥护。但是，高调问责、低调复出，公开问责、悄然复出，从严问责、从宽复出，这种前后的鲜明对比，让广大干部群众对问责制度的持续性、问责官员复出的合法性、干部任用工作的公开性更为关注。
因此，对“问责干部”复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下结论。“问责干部”可以复出，但是必须有严格的复出程序，绝不能不声不响、暗箱操作，更不提倡闪电式复出。实行被问责干部复出前公示制度,将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利于被问责干部“清白”复出,让人民群众满意。毕竟,公开才有公正,不公开就无从监督,更谈不上民主。公开、民主是一种进步、文明的潮流。提拔任用干部需要公开、民主,需要群众的参与、监督。决定“问题干部”是否可以复出,同样需要坚持公开、民主的办事原则,向社会公示,请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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