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门制改革要攻政府官员利益的“坚”，要让选拔与使用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一个局19名副局长的现象。
近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由原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产、水果等6个局组成的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举行了揭牌仪式。细心的网友发现，新组成的该局竟然设有19位副局长（据《南方农村报》）。
虽说，这19名副局长均“师出有名”：6名常务副局长大多数为原合并前几大局的正局长，其他副局长大多数也由原来合并前的几大局担任的副局长职务被“自然免除”后过渡而来。但是，19名副局长的规模，未免太庞大了些，大部门制改革固然是好事，但是，只减部门不“减官”，这样的改革，意义被打了折扣。
大部门制，不应是1+1=2的改革，而是在效率上1+1>2，在规模上1+1<2的改革。这就是说，6个部门的整合，在职能上应该是在6个部门分权的基础上：可以向市场（企业和个体）和社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放权的，应该尽量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在放权基础上，确实需要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才有机地整合到新部门中。如果经过了这个放权过程，大部门制可能就不需要19名副局长。从这个角度看，大部门制实质上是对政府自身利益的一个重大调整和约束。
但大部门制触及更深刻的是现有体制内的官员的利益。分权后推进大部门制，意味着6个局，每个局只需要1名局级领导，新部门也只需要6名副职左右。这也是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另外13名现职领导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有可能要降级使用，有可能变得根本无权。现在改革中保留19名副职，虽然是一个过渡性方案，但妥协色彩过于明显。过多地照顾现职官员的利益，就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对大部门制改革的信心。
过去很长时期，我国改革是在增量上做文章。科斯最新的著作《变革中国》以“边缘革命”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进步。但当前的改革，边缘革命的空间在减少，对存量的触动成为改革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因此，大部门制改革的攻坚，一是攻政府自身利益的“坚”，政府是否切实地分权给市场和社会，是改革的重点；二是攻政府官员利益的“坚”，要让选拔与使用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19名副局长的现象。否则，类似现象还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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