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制度性思考的单一事件调查,很难完全挽回陷入低潮的红会的信誉,唯有机制改革才是红会救赎的必由之路
“四川芦山地震救灾中,郭美美事件仍然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一席话,反映了眼下红会的尴尬境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最近表示,他们将重新启动调查“郭美美事件”。(4月24日《新京报》)
继前几天以“埋头苦干”回应舆论质疑之后,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可以视作中国红十字会试图开展自我救赎的最新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最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红会能够试图改变自身形象、重塑公信力,终究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在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之前,红会相关负责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郭美美事件”虽然是导致红会陷入信任危机的直接原因,但绝非根本的病灶。重启调查不是红会的救命稻草,充其量只能处理一笔历史遗留的呆账。
想起最近看到的两则报道:一个是,在芦山地震赈灾时,红会副会长赵白鸽与作家李承鹏的不期而遇,赵白鸽表示愿意与那些对红会“有成见”的意见领袖沟通；另一个是,受邀参加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于建嵘先生,前几日对赵白鸽近期的表现表示认同,他感谢赵白鸽“顶着压力”为灾区捐助了两万元,认为红会今天的危机,不是个人造成的。
不过,无论是郭美美的无心,还是赵白鸽的有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是:让红十字会陷入危机的,不只是一个郭美美；要为红会救赎,也不能仅靠赵白鸽。谁能拯救红会?在以往的诸多讨论中,其实早有结论——还得靠红会本身,靠红会机制的变革。
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邀请公众同步参与,对于红会的重建公信力之路而言,只是一小步。红会更需要做的,是以此为契机,诚心诚意地审查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推行制度层面的改革。毕竟,缺少制度性思考的单一事件调查,很难完全挽回陷入低潮的红会的信誉,唯有机制改革才是红会救赎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相较于即将重启调查的“郭美美事件”,公众更关心的是:社会监督能否成为固态的机制?善款善物集散公开透明是否能够常态化?红会与公众的对话和沟通能否平等化?只有做到这些,“郭美美事件”才可以避免重演；只有善款在阳光下运行,民众才能对爱心的输送和传递放心。
如果不是失序的气候已经形成,郭美美何至于成为导致红会公信力受重创的导火索?反思这种气候,并努力去改变造就此般气候的环境,才是红会从困境中寻求生机的正确之道。
正因如此,红会应该认真调查“郭美美”事件,更应该审查红会管理和运行的机制。调查不应该是缓和舆论的一次危机公关,而应该成为系统清理积弊、零起步重建公信力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