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将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草案》，对于凡按照规定的程序决策、实施的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部门和个人，在绩效考核中不作负面评价，不追究行政责任以及其他法律责任。(据4月11日《京华时报》)
古今中外，凡改革与先行者，无一不是荣耀与风险并行。坊间“改革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调侃，便是这种壮举的悲凉写照。
邓小平早就说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改革开放更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蓝本，没有确定的路径，想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无疑体现了上海强力推进改革的胆略和决心。有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改革氛围，可以想见，上海改革开放的步子会迈得更大，路子也会越走越宽。
但是，诚如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允许“宽容失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可能由于公权力的滥用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成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瞎折腾、独断专行乃至以权谋私的“挡箭牌”。君不见，一些地方在决策失误后，“失败是成功之母”不就成了当事官员们一次次推责诿过的口头禅了吗？因此，要使“宽容失败”政策在执行中不走调、不变味，还需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机制，确保在改革开放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出错、及时纠错，提高这项决定的公信力。
“防错”要有新办法。错误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宽容失败”只是正视错误的一种态度，其初衷还在于“做对”，不出差错才是上上策。要想保证决策正确，减少无意“犯错”、避免有意“试错”、杜绝个别人在“过错”中得到好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建立民主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认真落实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公之于众，通过严格的专家审议、公众听证，将错误更多地消灭在萌芽状态或未造成重大损失之前。
“辨错”要有严标准。改革开放中“宽容失败”应当有个“度”，并非所有的错都是可以容忍的。仅规定按“规定的程序决策”、“未牟取私利”就可以免责，显得过于简单。鲁迅先生有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时下一些官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发挥到了极至，“给点阳光就灿烂”，不仅“程序”规则可以自定，就是“牟取私利”也会冠冕堂皇。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估机制，对能够“宽容”的项目定出严格、可评的标准，什么样的错可以豁免、谁来负责鉴定等，都应有明确的规定，谨防少数人钻了“宽容”的空子。
“纠错”要有硬手段。承认错误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不少人缺乏这种自觉。社会上存在这样的怪圈：说了一句谎话，就会说十句谎话来圆谎；做了一件错事，就会做十件错事来饰错。那些好大喜功，不惜铤而走险的人，如果对他们的失败“宽容”到不加节制，只会催生更多的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亡羊补牢，尤未为晚”，对错误的有效矫正，应是容错机制的题中之议。要本着对事业、对干部负责的精神，及时指出和纠正干部工作中的过错，避免越陷越深、越滑越远；对错误情节严重的，非但不能容忍，还要坚决予以惩处，发挥震慑作用。
有句话说：公权力好比一条河，当河水保持在河界内时，既美丽又有用；但当河水溢出河岸而成为奔腾的激流无法遏制时，它就会摧毁一切。可以坦言，“宽容失败”其实正是赋予改革者的一项特权，用之，务须心存敬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