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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还认为不能以自己所下的诏、敕等代替法律，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学界公认，《唐律》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
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教和道教皆可益于教化，利于施政，说：“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与汉代自武帝之后“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比，显然具有兼容性。由于各有自己的宗旨和理论体系，三教之间的冲突辩难时有发生。
唐高祖、唐太宗等皇帝都曾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即所谓由皇帝主持的“廷争”，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而且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促成了相当宽松和自由的思想氛围，促成了唐代文化宏大开阔的多元发展格局。三教之间经过唐代长期的相互吸收融通，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三教融合的产物，成为宋明以来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其中儒教着重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佛教讲求人的身心的内外协调，侧重人的自身矛盾的调节；道教讲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平衡。可以说，三教各有价值，功能各有侧重，渗透互补，汇通融合，保障了唐宋以后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研究这一绵延发展过程，明显可见唐太宗确立的“三教并用”政策发挥了奠基与开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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