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問題官員高調問責豈能低調復出

是否復出、什麼時間復出、復出后擔任什麼樣的職務，不能隨意決策於密室之中，至少，應該綜合考量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民眾的評價。

近來，被問責官員復出漸成輿情熱點。因三鹿事件被免職的官員目前已悉數悄然復出，因吉林德惠大火被撤職的原德惠市市長劉長春也於今年6月4日復出，而原德惠市委書記張德祥則於今年4月低調復出。有統計顯示，最近6年來的免職官員，除涉及生活作風者外，復出已逾五成。

問題官員被免職時，往往十分高調，這也不難理解，不如此則不足以平息民憤、不足以體現嚴肅的問責。不過，與高調的問責相比，這些官員的復出則顯得過於低調，不顯山不露水，很多時候，若不是媒體披露，公眾很難洞悉全部實情。

免職官員復出並非完全不可以。根據2009年出台的《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凡“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也即，隻要不違反“一年禁用”的規定，遵循基本的規則和程序，似乎並無不可。

不過，問題在於，現實生活中，很多官員的問責與復出，往往演變成了一個與民眾兜圈子的游戲。免職時，高高舉起，而一旦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則很快就會悄然復出，問責雲雲，更像是用以搪塞公眾輿論的權宜之計。此前，山西忻州因女兒吃空餉被免的縣委書記，從免職到異地復出隻隔兩個月。

這樣的免職后的復出，不僅民眾不滿意，也有悖於行政問責的本意。其一，“一年禁用”，並不意味著一年之后即用，更不意味著躲過風頭就可以官復原職，或者異地任職。免職時固然要經過嚴格的組織程序，而復出則同樣應該格外慎重，不僅要有必要的程序，也要主動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其二，免職可能不像撤職那樣具有懲罰性，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尤其是官員的施政行為威脅到公共利益時，免職同樣適用於有過錯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因此，是否復出、什麼時間復出、復出后擔任什麼樣的職務，不能隨意決策於密室之中，至少，應該綜合考量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民眾的評價。

特別是，這種免職后復出應該嚴格按照相關制度推動，而不是完全依靠“長官意志”，抱有“避避風頭”的心理。這些年來，民眾廣為詬病的是，諸多問題官員接受的問責，似乎只是“免職”，並無進一步的政治問責、法律問責，似乎隻要暫時把這些官員頭上的“帽子”摘了，就可以萬事大吉了。

必須指出，問題官員受到免職的處分，既是對社會、對公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交代，也是政府切實約束權力、提高施政質量的問責之舉。對此，官員本身乃至地方政府理應以積極的態度，正確對待，認真執行，豈能自作聰明地隨意解讀嚴肅的問責行為，並以“兜圈”試探公眾的心理底線？

說到底，舉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與官方的處分同步，民眾對其也有自己的內心處分。無視這一點，風聲緊了，就想著高調問責，平息輿論。一旦輿論暫息，即故態復萌，低調復出，未免太把黨紀國法當兒戲。畢竟，官員職責在公共事務，理應主動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