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是上世紀聲譽卓著、影響深遠的英國哲學家、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問題》是羅素唯一一本關於中國的論著。他以一種深刻的歷史感與全球意識看待中國的文化，反映了一個西方學者的中國文化觀。雖然已過去90多年，但今天重溫書中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思想觀點，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1長盛不衰的中國文化
羅素在《中國問題》中認為，中國文化延續數千年而不衰，實在了不起。他在書中寫道，“從孔子時代以來，古埃及、巴比倫、馬其頓、羅馬帝國都先后滅亡，隻有中國通過不斷進化依然生存，雖然也受到諸如昔日的佛教、現在的科學這種外來影響，但佛教並沒有使中國人變成印度人，科學也沒有使中國人變成歐洲人。”（見《中國問題》第165頁，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下文羅素的觀點引用皆摘自《中國問題》）。究其原因，羅素認為，“最大的原因或許因為中國人口眾多而且又同屬於一種文化。”其次，中國文化善於同化外來文化。再次是因為中國有方塊字。羅素說：“中國文化能如此歷久不變，足以讓后人追根溯源，或許就是由於使用了表意文字。我們是一字代表一音，而中國卻是一字代表一意。”最后是因為中華民族忍耐力強。“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當其他民族隻顧及到數十年的近憂之時，中國則已想到幾個世紀之后的遠慮。它堅不可摧，經得起等待。”
對於羅素關於中國文化長盛不衰原因的觀點，筆者基本上是贊同的。尤其是關於中國文化善於同化因戰爭和其他因素而進入中國的異族文化的觀點。但是，為什麼中國文化能夠同化其他文化，而不被其他文化所同化？筆者認為，說到底與以下三個因素緊密相關。
一是中國文化具有集納意義，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包含了自強的力量、兼容的氣度和通達的智慧等特點，適用於世界各民族。正是因為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具有集納意義，異族文化隻能被中國文化所同化。
二是中國文化包容大度，博覽眾長，具有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特質。正如羅素在《中國問題》中指出的：中國人“對於西方的壞東西——獸性、不安、欺壓者和純物質貪欲，他們都心如明鏡，不願接受。而對於那些優點，尤其是科學，則照單全收”。正是這種文化特質，使得中國文化不可能被西方等文化所同化。
三是中國人民長期形成的文化認同感。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文化不盡相同，但各族人民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有著很強的認同感。這種強烈的認同感使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緊緊凝聚在一起，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園。有了這種精神家園，外來文化自然容易被同化。
2 用“公共思想”取代舊時的家族化觀念
在羅素眼中，中國的文化或文明是非常優秀的，而且許多方面優於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他指出：“中國人和人談話注重理解別人的意思而不是改變或干涉他人言論……中國人善於體恤，你可以發現他們在人際交往中也是如此。”“中國人雖然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但卻不會對外國造成威脅。”“中國人不像白人那樣，喜歡虐待其他人種。”“中國人天生寬容而友愛、以禮待人，希望別人也投桃報李。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國人，從上層社會到底層百姓，都有一種冷靜安詳的尊嚴，即使接受了歐洲的教育也不會毀掉。”
誠然，中國文化的優點遠不止這些，但作為90年前的西方知識分子，能看到這些確實難能可貴。當然，羅素也指出了中國文化中的不足之處。比如缺乏效率和科學技術思想意識，倫理中的孝道和族權觀念有負面作用等。羅素認為，“正因為重視進步和效率，我們（西方）變得富強了，而中國人正是忽視進步和效率，從總體上看，直到我們騷擾他們之前，還保持著國泰民安。”“中國文化中有個弱點：缺乏科學。”“中西方的知識分子的差別就在於科學的思想。”在倫理道德方面，羅素認為，“孝道和族權或許是孔子倫理中最大的弱點，孔子倫理中與常理相去甚遠的也就在於此。家族意識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賦予長者過多的權力會導致舊勢力的肆虐。當今中國迫切需要新眼光、新思維，但儒家的族權觀念卻處處設障。”“中國人的倫理歷來不注重公共事務，而家族觀念卻很重。當官的必須供養他的親屬，如果要為官清廉，肯定要放棄孝道。這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國要進步，家族制度必須打破。”
不重視科學技術、不重視進取和效率的確影響了國強民富。好在新中國成立后，扭轉了上述觀念。“科學技術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已成為非常明確的國家意志。在強烈的科技意識推動下，中國對科技的投資平均每年增長22%以上，研究人員平均每年增長12%，高科技企業和研究機構等集約型巨大產業集群也在摸索中逐步形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競爭和效率意識極大增強，我國的國際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得到迅速提高。
羅素提出的族權意識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的觀點很有道理。在中國，一種普遍的現象是人們往往對宗族中人乃至遠親近鄰或許有極大好感，對子女呵護備至甚至包辦一切，而對“外人”則表現得很冷漠。羅素關於“要用公共思想取代舊時的家族化觀念。經營私人事業時的誠實美德要轉到國家事業上來”這句話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不過，羅素關於孝道會導致受賄腐敗一說，筆者不敢苟同。以尊重長輩、孝敬父母為重要內容的孝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與廉並不沖突，同為十德之一，因孝則腐非“孝”也。中國以孝廉為美，利於家庭和睦、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理應堅持。
3學習西方文化中完善的信用制度體系
作為西方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羅素對西方文化的不足之處也看得十分清楚。“美國人一直以傳教士自居，但他們傳播的不是基督教（盡管他們自認為是）而是美國主義。”對西方文化虛偽性的一面，羅素揭露得可謂淋漓盡致，特別是他對於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實事求是批判立場，體現了知識分子可貴的道德良心。
羅素分析了西方文化中“虛偽”的一面，但卻沒有論及西方重視誠信，用契約精神和法律制度維護的誠信是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石這一點，實屬遺憾。誠信是人類文明的基石和社會互動的橋梁，也是人們成功的基礎和前提。誠信文化、契約精神和法律制度催生了西方市場經濟中較為完善的信用制度體系。回顧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過程，誠信的缺乏是最大的問題，它影響了商人的信譽，使偽劣商品盛行，嚴重影響我國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當前社會信用的缺失，既丟棄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美德，又失卻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講誠信贏得世界人民支持的風范，也忘記了市場經濟中誠信、法制的應有之義。因此，在分析西方文化虛偽性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值得重視和學習之處，如契約精神、誠信意識等。
4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特有民族意識的功能
羅素認為：“中國人如果對我們的文明揚善棄惡，再結合自己的傳統文化，必將取得輝煌的成就。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兩個極端的危險。第一，全盤西化，拋棄有別於他國的傳統……第二，在抵制外國侵略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的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羅素再三強調中國繼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他告誡說：“中國文明如果完全屈從於西方文明將是人類文明史的悲哀。”
羅素關於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觀點，在90年后的今天來看，仍不乏閃光之處，甚至預見到了今天的社會狀況。在文化開放交流的大潮中，我們首先要繼承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如貴和持中的和諧思想，求真務實的思想品格，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追求完善道德修養的文化追求等。
同時要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特有民族意識的教化功能，民族智慧的啟迪功能，民族行為的規范功能，中華民族心理的支撐功能等。在此基礎上，吸收借鑒西方文化精華為我所用。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利用已有文化軟實力資源不斷對中國進行“妖魔化”渲染，以此限制中國的發展，我們在文化交流中務必提高警惕。
5建立現代、民族、大眾的中國文化
文化的勃興乃中國未來之基。作為偉大的思想家，羅素從中國文化的視角乃至站在全球文化發展的高度，指出“由中國的現狀所提出的問題通常有三類：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其中的任何一類問題都不能孤立地來理解，因為每一類都與其余兩類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因此，對於任何以此為旨歸的、能解決文化問題的政治、經濟體系我都能安之若素”。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偉大的復興需要偉大的文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的騰飛，更重要的是古老文明重新煥發生機，以新的姿態和形式走向世界。
我們要建立的現代中國文化，既是民族的、大眾的，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在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心態，平靜而理性地面對西方文明給我們帶來的沖擊，尊重和接受世界優秀文化。挖掘、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促進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將傳統的文化資源轉化成中國現實的軟實力，在進一步與世界的融合中，不斷增進中國的文化認同。通過國家文化主權，逐漸擴展中國文化的對外影響，提升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價值體系的主導地位，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道路之獨立乃中國未來之源。作為西方思想家，羅素看透了西方列強對華關系的實質，為我們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的虛偽性。羅素當時還預測：“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完全能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這一預測今天已經基本成為現實。
90年后看《中國問題》中有關中國文化和中國未來的觀點，我們堅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必將實現！
（作者為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