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銘生
近年來，因征地而起的流血沖突事件屢屢進入公眾視線，一些暴力拆遷事件背后，有著事關開發商、地方政府的暴利作祟。一些地方官員因強拆而獲綽號，如“季挖挖”、“孫善扒”、“李拆城”、“耿拆拆”……（《京華時報》3月30日）
因在成都大力推進拆遷而被坊間稱為“李拆城”的李春城﹔被老百姓稱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長季建業﹔原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孫善武在擔任洛陽市領導時，被群眾稱為“孫善扒”﹔時任普洱市委書記，將“同意搬遷大大地好，不同意搬遷大大地壞”語錄挂在嘴邊的“拆遷大佐”沈培平……這些綽號背后，透露出當地市民強烈的憤懣與怨氣，也折射出百姓權利的貧困。
按理說，一座城市該不該挖、扒、拆，怎麼挖、扒、拆，其決策的程序應該是先征求民意，再走集體決策，甚至要走人大程序進行審議，但為什麼某些地方有時一個市委書記或市長，就能決定一座城市建設與管理的走向？隻能說，“季挖挖”、“孫善扒”、“李拆城”這樣的官員權力過大且不受任何約束，百姓的權利則過於式微、貧困。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張狂，甚至會吃人。
多年來，一些地方不僅上演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雷語”，也上演了“極盡能事”的拆遷悲劇，令人一再錯愕。譬如，“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強拆是我們在全世界牛X的資本”﹔“不強拆，知識分子吃什麼”……這些“雷語”折射出一些官員已習慣於把自己打扮成正義的化身，每每先聲奪人地強調這樣一個行政理念——強拆有理、強拆有利﹔凡是反對拆遷的，就是社會經濟的“絆腳石”，就是對抗政府。
至於拆遷悲劇，更是觸目驚人。強拆的鬧劇，將一些被拆遷戶的權利、法律的尊嚴一次次碾壓。或許有人認為，拆遷橫行的根由有二，一是畸形政績觀在作祟，與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有關﹔二是，暴利驅使。一些暴力拆遷事件背后，有著事關開發商、地方政府的暴利作祟。
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人性與民意、法規政策束縛不住個別官員強拆的手，其根源在於違法亂行政幾無成本。在層層政績渴求的時代背景下，一級級地方政府幾乎都對土地財政有著天然的渴求，對GDP數據有著本能的追求，所以，同級和下級有違法拆遷行徑乃至強拆出憤怒的民意時，涉事官員往往不僅少有被問責的，反而會被認為“有魄力”、“有作為”而被包庇甚至提擢重用，像“季挖挖”、“孫善扒”、“李拆城”皆是，都是在民意的怨怒中不斷升遷，而他們的倒台，卻的確與曾經的強拆並無直接關聯。
可見，杜絕強拆，問責強拆官員，關鍵還在於還權於民，讓百姓的權利堅挺起來，有資本去對抗混亂行政的權力。否則，即便被拆遷戶手持憲法，肩扛國旗，也無法阻止推土機的肆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