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
國務院日前公布了今年首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包括取消64項及18個子項。這是本屆中央政府第五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然而，幾乎同一時間，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詒川“晒”出了他制作的“行政審批長征圖”，詳細記錄著一個投資項目從獲得土地到辦完手續，需經過30多項審批，蓋上百個章，全程最少需歷經272個審批日。
行政審批權取消和下放，似乎陷入一個怪圈：多年來各級政府不斷在“砍”審批項目，但企業和民眾卻反映行政審批依然繁多，個別地方甚至反映“越減越多”。數據顯示，2001年以來國務院已取消和調整了2400多項審批項目，地方各級政府取消和調整多達數萬項，佔原有項目總數的一半以上。過去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效果如何？顯然，不斷出現的“行政審批長征圖”是一種檢驗。
在去年廣州兩會上，市政協常委、企業家曹志偉就拋出了他繪制的審批流程“萬裡長征圖”，一度走紅全國。而在此之前，也有多個企業負責人、官員以具體數據、事例來反映行政審批時間冗長、手續繁瑣。正因如此，李克強在去年初當選總理后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承諾：“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去年至今，國務院分五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兌現著自己的承諾，獲得輿論肯定。然而，海南人大代表繪制的“行政審批長征圖”卻表明，中央多次下放行政審批權，實際效果在一些地方並沒完全顯現出來，企業依然面臨“審批困境”。這究竟是何原因，值得反思。其中固然有改革效果滯后的原因：一是“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要分批實施，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層層落實有一個過程﹔二是削減一部分還會保留一部分，保留部分多少也會影響行政審批效率。但也要意識到，這些改革本身還有待完善，尤其是中央明令削減的審批項目會否在一些地方遭遇“腸梗阻”？值得審視。
眾所周知，行政審批制度之所以難改革，不外乎兩大原因：一是我們的行政與市場的界線一直不清晰，不僅行政審批事項多，而且日常行政對市場干預多。另一原因是，行政審批牽扯到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所以，相關利益部門不願放權。中央削權后，部分權力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有的地方要麼層層拖延削權，要麼削權后變相增權，因而中央削權效果企業感受不到。
另外，行政審批權改革的方式也值得商榷。多年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即下面按照上面的要求推行改革。但現在看來，除了要按照要求推行改革，地方也應主動按照市場要求改革，比如說，民意與市場需要削減的那些權力，理應重點考慮。也就是說，政府削權要與市場對接。如果只是政府單方面削權，效果未必突出。還有，分行業削權效果更直觀，削權越具體越好。因而，在當下的行政審批改革中，既要看到“減量”，更要關注“提質”。
行政審批權下放效果如何，市場與民意是最好的檢驗。事實表明，這項改革的效率還有待提高，方式有待完善。因此，不妨借鑒“巡視”和“督查”模式，由有關方面對中央取消和下放的每一項審批項目進行調查，對拖延改革、變相增權的問題進行嚴肅處理，以免這項改革遭遇“腸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