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裸年”開始被人熟悉。所謂“裸年”，是指一些公務員抱怨單位不再像往年一樣發放各種隱性福利和年貨。今年春節，在中央八項規定下，一些公務員的“額外福利”沒了，隨之，公務員“待遇差”的吐槽聲不絕於耳。蘇北某市一副局長甚至說：“往年過年，家裡什麼時候動過現金？購物卡用不完，吃喝用儲藏室擺不下，今年連水果都自己買。”
於身邊擾攘的社會中，需要吐槽者其實大有人在，公務員的吐槽永遠不是最糟糕的那一部分。“八項禁令”下，官員需要自己掏錢買水果和年貨，這充其量是回歸到正常生活，抱怨又從何說起？可另一方面，此種“憤憤不平”聲所傳遞的信息卻是豐富。“今年連水果都自己買”——這說明以往這部分公務員隱性福利之優越，它乃至到了生活品都不用自己付錢的地步。公務員對其念念不忘，事實上也在表明，他們早已形成對此種不正當福利的慣性依賴心理，或者干脆認定它們就是一種“理所當然”。
民眾在被“水果都要自己買”的吐槽雷得外焦裡嫩，一些公務員在談及“裸年”時卻充滿被剝奪的委屈，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現實悖論。普通公眾長期以來都是隔著牆看公務員，他們認定公務員就意味著工作清閑，待遇穩定與福利豐厚，所以動輒就會對“水果都要自己買”的論調莫名驚詫。而許多公務員也早習慣了高於社會的福利水准，或是在進入公務系統前就對此充滿了幻覺。伴隨著去歲以來自上而下的嚴苛治理，他們自然就會對“裸年”產生不可接受感。
進一步來說，某些公務員抱怨著“裸年”，痛心於“今年連水果都自己買”，這不免仍然是一個警示，警示讓公務員回歸尋常職業的改革猶在路上。一是公務員退出機制的建立﹔二是公務員收入體系的透明化。如果公務員是這樣一種職業：能進能出的，收入雖稍高於社會水准卻透明，那麼對“裸年”的吐槽與反吐槽都不會輕易地發生。（相關報道見2月12日《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