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記者調查北京90名10到13歲孩子發現，孩子們今年平均收到4867元壓歲錢，比去年上漲了5%。其中，父母職業為公務員的壓歲錢平均水平最高，共有18個孩子，一共收到了10.41萬元，平均約為5783元，高於壓歲錢平均水平。（2月10日《新京報》）
壓歲錢話題幾乎是每一年春節前后，媒體必選的議程設置。主要內容大致包括各地壓歲錢多少的比較，孩子怎麼處理壓歲錢，不同行業家庭的壓歲錢有什麼差別……凡此種種，公眾並不陌生。就連最后得出的答案，也無外乎是壓歲錢的行情看漲，壓歲錢的傳統涵義發生了變異等等。乃至，公務員子女壓歲錢高於平均水平，也恐怕不是新鮮結論。
僅以這次的調查而論，其得出的結論也存在爭議。文中強調90名孩子中有18名孩子來自公務員家庭，而其他家庭的職業狀況卻並未完全交待。還需注意的一個細節是，公務員子女，是父母中有一方是公務員，還是全部是公務員，也會影響到“公務員子女壓歲錢最高”這一結果的嚴謹性。
從媒體的報道原文來看，其所選標題“90個孩子共收壓歲錢43.8萬元”，此大額數字乍看給人以“驚訝”之感，但換算下來，以北京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而言，人均4867元未必就是多麼離譜。而網絡轉載時，在標題上卻“另辟蹊徑”突出了公務員子女最高這一點。結合當下的反四風背景，這一標題顯然相對原文更具眼球效應，利於傳播。但其實如果換個點，如“隻有約5%的孩子擁有對壓歲錢的‘絕對使用權’”，或許更客觀。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壓歲錢的水漲船高，其實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無需媒體做這樣的數據調查，很多民眾也能從身邊和自己的經歷中得以感受，比如隨禮金額的高漲也同樣如此，今年央視春晚小品《人到禮到》就是很現實的反映。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公務員孩子壓歲錢最多”之上，顯然有失公允。
壓歲錢高漲，當然直接與家庭經濟能力對應，但它的異化，無疑與社會大背景下的財富觀念與人情表達方式的變遷密切相關。時至今日，已經很難說壓歲錢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壓住邪祟”。比如，一些長輩動輒給予晚輩成千上萬的壓歲錢，除了經濟能力，與目前小型化家庭的趨勢恐怕也不無關系，很多時候，雖然錢給的是小孩，不如說是間接給大人的﹔其次，親朋之間的壓歲錢，則和隨禮金額一樣，直接預示著人情關系的親疏，它更多是大人之間情感深淺的一種貨幣表現。不可否認，公務員因為職業關系，其子女的壓歲錢難免會帶上更多的利益目的，但在大社會背景下，如果單純突出這一群體之高，而完全忽視壓歲錢之變的時代背景，則也有一葉障目之嫌，也不利於緩解壓歲錢變異的趨勢。
關注壓歲錢，到底該關注什麼？在今天，面對一個人們習慣以金錢來作人情關系紐帶的社會，壓歲錢之高，隻能是富裕起來的國人一種習以為常的情感或世俗的表達。客觀而言，它未必全是壞處，比如一方面是壓歲錢的水漲船高，一方面很多大人卻以小孩子不會理財而“沒收”壓歲錢，不如借機反思，如何讓新一代在壓歲錢中，形成新的財富觀念和理財能力。這或比關注哪個群體的孩子的壓歲錢最高，更具公共價值。由此，我們對於壓歲錢“變異”所表現出來的憂心忡忡，或許會稍有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