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龍
哈爾濱理工大學MBA考試日前出現通訊工具作弊事件。報道稱相關工作組前日已進駐哈理工，初步確定該校在作弊事件中存在與社會機構發生業務聯系、到外地確認考生資格以及監管漏洞等三項違規行為。哈理工2015年的MBA招生工作已被停止。
近年來，中國大陸高校一直丑聞不斷。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就有十多個大學和學院的領導被審判或者被查處：深圳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邢苗涉，武漢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常務副書記龍小樂，長春大學原副校長門樹廷，南昌航空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國炎，上海理工大學原校長許曉鳴，成都中醫藥大學原黨委書記張忠元、原校長范昕建，南昌大學原校長周文斌，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前常務副院長陳英旭，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等等，構成了一長串貪腐名單。
今年1月，在不到半個月時間裡，高校又曝出三個丑聞：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耳鼻喉醫院教授王正敏被學生王宇澄舉報學術造假，遼寧大學黨委書記被曝辦公室和用車超標（盡管校方日前否認，但“自証清白”未必可靠），以及最新發生的哈理工招生作弊。
高校是教書育人的地方。高校的教職員工，本來應該受過良好的教育﹔高校的領導，本來應由德高望重的教育或學術精英擔任，但高校負責人卻賽跑似地在貪污腐敗上“前仆后繼”，可見我們教育系統的問題並非“一日之寒”。
“多辦一所學校，就可少建一座監獄”是雨果的名言。這一名言現在看來已失去現實印証的普遍性，因為一些學校管理者已經在自己管轄的學校與監獄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把教育變成了反面教育。
為什麼一些高校的負責人會墮落到這種地步？這顯然與我們的教育體系和權力機制有關。高度行政化的大學體系，使教學、研究和學術成為行政的陪襯，成為行政的注腳和延伸。教師一旦當上了校官，就獲得了招生、評職稱、攬課題、拿科研經費等絕對優先權。而在正規大學，科研、課題和職稱則恰恰是“校官”的前提條件。
如果一個教授還比不上一個科長處長，如果大學長官不需要教職員工的推舉，那麼就會催生官本位和關系至上的價值觀念與價值追求。因此，在一些大學裡，教師在當領導前，要學會經營關系和積攢人脈，為自己的升官鋪路﹔在當上領導后，要忙於四處應酬，要忙著維護關系，很少有時間去研究教學和學術問題了。
高度行政化使高校權力體制集中化，權力同樣難以受到有效的制衡﹔隻要大權在握，往往即可恣意作為盡情揮霍。近年高校負責人頻出丑聞，或者因為他們太過肆無忌憚，或者因為監督的力度在增強，或者因為曝光的渠道在增加，但相信這只是高校問題的冰山一角。
學校是社會良知的源頭和源泉。這一源頭一旦受到污染，就會陷社會良知於混沌。復旦大學弟子舉報院士導師造假事件，就使正義與倫理深陷兩難困境——導師造假不舉報，就是泯滅正義良知﹔假如是由於私心受阻而揭露導師，則又違背師生倫理……而無論是學校評估、院士評選造假還是考試舞弊，都是對教育源頭的污染，對誠信源泉的破壞。
盡管在霧霾天裡，大學很難獨保一片清新，但哪怕在春秋那樣的戰亂年代，孔子與學生顏回尚能做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難道現在的教師一定都需要隨波逐流？如今的學校一定發不出數縷陽光？
（作者是本報首席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