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曝學術作假。王正敏2005年增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時候，一共有7名院士推薦人。最近，其中4名推薦人向中國科學院寫聯名信，要求中科院對王正敏予以除名。對此，中科院回應稱，正在了解相關情況，將嚴格按照程序處理此事。（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9版）
盡管關於中科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學術造假一事，已經歷時數個階段性爭議，但就眼下來看，不管是王本人的回應，還是中科院的回應，都說明距事件的“總結陳詞”還為時尚早。在這個背景下，作為王正敏當選院士的親歷者的4名推薦人，以高調姿態呼吁中科院將王除名，或許將使事態的發展迎來新的拐點。
如果說作為學生的王宇澄舉報老師王正敏，在外界看來可能有“師生恩怨”之嫌。那麼，作為院士評選制度框架內的推薦人，適時“揭丑”，無疑附帶了更多的制度性糾偏意義。事實上，就4名推薦人的表態來看，他們的動機並非是基於輿論壓力而選擇“撇清關系”。聯名信中，列舉了王涉嫌造假的論文和偽造的院士申報材料，更可視為是提供了王涉嫌造假的內部証據。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聯名呼吁也並非是完全的“自發”性質。就院士制度的設計而言，推薦人對於當選院士的學術真偽和信譽，必然負有連帶的監督責任。輿論大多將王的造假指向院士評選制度的弊端，在宏觀上，這無疑是恰當的。但顯而易見的是，任何一項制度的弊端，都需要有相應的責任追溯和承擔者。如今當年一半以上的推薦人站出來要求將王除名，並聲稱承擔責任，這更應該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承擔。
關於制度弊端與個人責任的問題，總容易讓人難以取舍。當我們面臨因制度設計不當而導致的不合理現象時，總是習慣性地將事件的解決和責任推向制度和體制，而個體責任往往在這樣的聲討中得以習慣性隱身。類似的制度至上主義，無疑將改革指向了一個死穴。特別是在目前的語境下，院士評選制度中重要一環的推薦人站出來回應，在客觀上未嘗不是對改革的有力推動。
推薦人劉新垣坦承，“當時就聽人家說，就是有一個老的資深科學家，他們單位(復旦大學)也向我們推薦，我們相信了，我們相信了單位(復旦大學)”。作為責任者之一，敢於站出來道出真相，既是主動承擔責任，也未嘗不是對於院士制度弊端的“呈堂証供”——為何以單位之名的推薦就可如此輕鬆得逞？為何單位要為院士的學術水准背書？如此種種弊端，早已被詬病，更是對院士制度改革方向的現實佐証。
對比數位推薦人敢於在各方“面面相覷”的尷尬中承擔責任，陳說真相的率性，我們更可窺見以往院士學術爭議乃至院士制度改革中的更大的沉默。這種沉默更多的並非是個人之為，它甚至就是目前院士制度弊端的一個側面印証——它將個體的責任隱藏，看似人人都是責任者，卻找不到敢於打破沉默和承擔責任的人。這種制度生態，顯然為類似王正敏的爭議性院士的出現埋下了土壤。
巨大的沉默被打破，它能否成為王正敏這一個案水落石出的前兆，目前來看依然未必清晰。但是，當作為院士體系中的一部分敢於亮明自己的態度，中科院顯然應該及時地展開調查。而就整個院士制度改革而言，如果未有更明晰真相的人不憚於道出真相，直陳弊端，改革或許將又一次陷入“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