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2014年第一天，法學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邊，以爬行的方式行進了一公裡。一年前，這位法律史學界的知名學者，在個人微博上公開打賭，預言“2013年裡，除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會實現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賭輸的代價是“罰自己爬行一公裡”。（1月6日《北京青年報》）
法學教授范忠信有著相應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但選擇用“打賭”的方式介入公共事物，除了自己所說的“樂觀”之外，更有學者單純的理想化期待有關。變化是當下世界的關鍵詞，若以美好的願望代替實証研究，肯定會出現不那麼美滿的結果。在一定意義上，“教授打賭踐諾爬行”也給書宅中的學者提供了鏡簽。
范忠信說，“我就是希望公務員財產公開制度有所進步，希望這個制度盡可能變成現實。爬行也是一種諫言的願望，以善良、溫和的形式。”沿著這種邏輯前行，可以發現，“教授打賭踐諾爬行”不僅僅具有“我是個講信用的人”的私人性價值，更有著公共價值——希望公務員財產公開制度有所進步，希望這個制度盡快變成現實。這難道不正是社會的美好願景嗎？
從根本上說，“教授打賭踐諾爬行”並不是單一的娛樂笑料，“爬行踐諾”也並非唯一的看點，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民間對於改革期待的一種表達。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從更寬廣的視野觀察“教授打賭踐諾爬行”帶給我們的觸動和反思，遠比看客式的圍觀要好得多。
學者“打賭”應大膽假設小心求証。但就“教授打賭踐諾爬行”來說，社會應更多站在公共性的視野下理性審視，切忌用娛樂的心態來“消費”一位學者對未來的美好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