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剛剛過去的2013年，可謂公務員的“禁令之年”。2013年以來，中央多個部門至少出台了14部約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各項行為的規定。禁令頻頻之下，一些官員感嘆“為官不易”﹔而相應的公務消費行業和市場也受到沖擊、遭遇寒冬。（1月1日《法治周末》）
史無前例的反腐高壓態勢下，官員感嘆“為官不易”，說明一系列禁令和反腐行動真正產生了效力，這未嘗不是對反腐效果最有力的反証。但正如網友所言，更確切地說，“不是公務員不好當了，是貪官不好貪了，庸官不好混了，惡官不好逞凶了”。畢竟，過去的“官好當”，更多是指官員擁有較多的法外操作空間，和自肥的機會。通過有力的反腐、改革，讓“官不好當”，隻不過是剔除過去那些特權弊病，將權力逼進籠子。
有專家稱，“官不好當”是發達國家的常態。嚴格說來，這種表述不甚准確。官員也是社會當中的普通一員，也應是社會進步的直接受益者。權力不受約束和監督，天然影響社會的公平正義，阻礙關系到每個人的社會福利提升。所謂“官不好當”，無非是對公務員的“職業規范”執行得更嚴。何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其實也是對於官員自身的保護。在法治框架內運行和履職的權力與官員，無疑會更傾向於兢兢業業的履職去為民眾服務，“仕途”也自然更有保障。
在目前的權力運行體系下，言“官不好當”還為時尚早。一來，現階段的反腐、禁令只是過渡性的治標之措，離“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仍有較大差距。二來，讓權力在規則范圍內運行，只是衡量官員的最低標准。官員如何傾心盡力“為民服務”，贏得民心，以防止被民意淘汰，這才該是一名合格公務員的真正壓力所在，也應該是“官不好當”的最大緣由。
強化對權力的監督，讓官員感慨“官不好當”，更應該指向對社會權力觀的改造。公務員也只是眾多社會職業中的一部分，隻因為它是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天然要受到更多的社會監督。也隻有當官員群體和權力系統都能得到規范的約束，社會向好，才能真正成為可能。不管是官員還是社會，都要習慣“官不好當”這一基本趨勢。
歷經一年的重拳反腐后，公務員發出“為官不易”的聲音，應該成為相關改革在新的一年繼續趁熱打鐵，盡快在法治和制度層面形成廉潔長效機制的最好激勵。新年伊始，我們樂見更多“為官不易”的好聲音，這種聲音越強烈，我們離一個清明社會的目標就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