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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溧陽市溧陽經濟開發區內有一個村庄，名叫牛車垛村。村子裡絕大部分房屋已經被拆掉，地上狼藉一片。村民告訴記者，牛車垛村與溧陽申特鋼廠隻隔了一條公路，村子十年來一直遭受鋼廠飄來的粉塵和煙霧污染。該廠衛生防護距離不達標，環評不過關。可當地政府卻不把鋼鐵廠搬走，反而是逼著周圍村庄的村子搬遷，卻沒有給村民提供安置房，村民被迫歇耕，生計無保障。（12月19日央視）
那些傳承久遠的村庄，在強悍的排污攻勢下，終於倉皇敗走……言之“敗走”，似乎也不盡然，更准確的表述應該是，被逼遷、被歇耕、被背井離鄉。發生在溧陽的荒誕故事，儼然對應著某種深層的失秩：無比弱勢的鄉土世界，在工業機器以及由之衍生的利益同盟面前，索性招架無力且不堪一擊。“工廠不達標，村庄被遷走”，當地職能者削足適履的十足做派，毫不掩飾表明了自身“輕民重利”的畸形立場。
以堂而皇之的違規操作，捍衛排污工廠的既得利益，當地政府是非顛倒至此，可謂駭人。當然，此種瘋狂邏輯，公眾其實也並不陌生。在逐利創收之路上一路狂奔的地方治理者，早已忘記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天然使命，而隻想著窮盡一切手段實現“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性消弭，自利心膨脹，一些公職機構幾乎徹底矮化成“理性經濟人”，為了繼續享有鋼廠的“財政貢獻”，逼遷走幾個村庄，又算得了什麼呢？
在某些地方，地方政府賦予企業各式“法外待遇”，企業主們則以穩定的稅金回饋，簡直堪稱“互利共贏”。然而，在該過程中，民眾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被拋棄。於是我們方才看到，牛車垛等村的村民們，在遭遇了逼遷、歇耕等等不公待遇之后，始終未能得到與損失相匹配的補償——在牛車垛村，強勢者強硬、弱勢者落寞，弱肉強食的蠻荒狀態，仍舊還未被文明歸化。
當本應中立的裁斷者，毫無顧忌地傾向一方，所謂環境維權，也就失去了指望。利益受損者的合理訴求不被力撐，施害一方的非法作為卻獲“保護”，不講道理的“強力壓制”取代了說理博弈的過程，客觀存在的矛盾不是被調和，而是被回避、被積壓，難保不會有井噴的一天……固然，牛車垛村的管理者，有能量逼著村庄搬遷。可是幾乎可以肯定，“飲鴆止渴”終會消解認同、埋葬公信，其害之大絕非一廠之利可比。
一個健康的社會內，工業存在與民眾訴求之間，絕不應形成某種緊張的對峙局面。既然法律文本確立了，工廠的清潔化與降污標准，一線執法機構便該照章執行才是，又怎可擅自“變通”、公然違法呢？遺憾的是，少數地方的政府部門，或已淪為污染企業的“利益代理人”，牛車垛村發生的一切，便是最經典的例証。在此背景下，我們或許尤要重申，“工業榮光有義務推動鄉土世界尊嚴地轉身，而絕非展現無禮粗暴、‘推倒重來’的肌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