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日前，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表示，我國將採取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式，以一年提高幾個月的“邁小步”方式進行。媒體稱，按照這一規定，男50歲和女45歲是目前現行規定的最低退休年齡，可能會成為延遲退休政策的先行者。（12月11日《北京晨報》）
養老新政，茲事體大。養老改革，不管是錢的變化、還是人的調整，說到底還是公平與效率的博弈。簡單說，就是不能讓一部分人早早就清閑著，也不能讓一部分人遲遲還停不下奔波的腳步。低齡退休群體為何引人關注，因為他們大致是這樣一些人群：“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果真讓他們也一刀切地延遲退休，情理上的悖論不言而喻。
一方面，“低齡退休群體”之所以享受“低齡”的優待，並不是他們佔了舊政的光，而是客觀上身體條件不適合過長的工作時限。另一方面，轉型期的中國“低齡退休群體”，基本是多是過勞的代表。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達60萬人。延遲退休固然是大勢所趨，挖潛增效可能還得著眼長遠，不能隻盯著繃得最緊的那根“弦”。
當然，從“低齡退休群體”開始也只是一種說法，在具體細則尚未板上釘釘的時候，一切皆有可能。但從民眾的擔心來看，吐槽、抱怨背后都是真切而現實的生存焦慮。眼下，延遲退休即將從理論之爭轉向踩點試水，如何讓制度設計聽得見更多人的聲音、照得見更多人的利益，或者更應該在程序正義上洗脫閉門造車之嫌。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貢森所言，“中國社會亟需一場理性的對話。”
對話當然不容易，共識也是個相對概念，尤其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之下。面對公共政策，民眾的不高興無法以“退群”或“拉黑”的姿態來行使不滿權，但蓄積的戾氣，總不是善意的因子。延遲退休，亟待一場理性對話，哪怕吵完之后，再去委曲求全或盡善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