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生活繼續受到社會關注。繼井被封住后，王秀青搬進的廢棄崗亭也遭遇拆除。（12月8日《新京報》）
媒體的關注，是希望王秀青的邊緣式生存能夠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繼而得到較為體面的救濟。但，封井也好，拆除崗亭也罷，自始至終，有關部門的“改變”都是基於“怕影響不好”，而沒有人想過，走上地面的他們將在何方度過寒冬長夜。
如果在救助理念上，仍是將城市的形象秩序優化優先於城市邊緣者生活的改造，那麼，我們的救助或許注定與“生活”和“尊嚴”無關，能夠成為井下之民已經是一種幸運。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王秀青得以謀生的擦車差事，也如其井下生活一樣——城管一來，收入也就沒了。這何嘗不是一種荒誕的隱喻：工作也好，居所也罷，他們似乎注定隻能是光鮮亮麗的城市背面不能見光的存在。
該怎樣去救助那些漂泊在城市邊緣的居無所居者？這無疑是一個宏大的社會命題。包括救助的常態化、立體化——從就業到居住，等等。但是，在治理層面，先去正視那些作為城市陰暗面的存在，才是一切改變的起點。不管怎樣，無關身份與地位，他們應該是城市的客觀存在，而非揮之即去的傷疤。如果在管理者眼中，他們僅僅只是不該存在的“污點”，又談何在治理上給予真正人性化的救助與扶持？
委婉點說，封井式治理是治標﹔而實質上，那些被封住的井恰是城市人本觀念缺失的現實印記。這種印記從橋下水泥錐，到驅逐流浪者，再到井下之家被封，隨處可見。更可怕的是，如果圍觀不再起作用，甚至當由同情心和媒體責任感驅使的圍觀與報道，反而起到“反作用”，寒冬裡的居無所居者又該到哪去尋找慰藉？
王秀青11歲的小兒子說，“看到井蓋時，就會想起來，我爸就是在那底下住著的。”面對這位孩子的心聲，管理者也應該有所啟發，在寒冬來臨前，還有多少人缺乏基本的避寒之所？管理者的目光能否看到那些未被陽光照射的“井下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