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偉德
連日來,“為4歲女孩找‘耳朵’”的帖子和海報遍布寧夏銀川市的貼吧、論壇和大街小巷,在網民、群眾、媒體、政府部門官微114小時的齊力尋找下,終於將4歲女童的人造耳蝸找到,這場愛心接力,不僅為一個外來務工者家庭避免了20多萬元的損失,更讓小女孩免受再次開顱手術之苦。(11月18日《西安晚報》)
發起於一個微博求助,接著是當地各種媒介的迅速跟進,使得“找耳行動”為全城所知並成為全城行動。雖然得承認,愛心與善意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社會自我組織能量的釋放,才是最令人欣喜所在。所謂的“守望相助”的民間自為,在此刻又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愛心的匯集,使得各種資源都朝著一個方向流動,並且呈現出常態性的表現。比如大災大難之后,有自發性的民間組織在開展活動,有個人的自覺行為在發揮能量,在此刻你會發現,即便沒有人進行組織,每個人的心靈都是相通的。隻要有人出來振臂一呼,總會出現“全城響應”的局面。“全城找耳”事情雖小,卻是對社會自我組織力的一種檢驗,這跟大災之后的群體行為和自發表現一樣,都體現著共同維度。
從鄭州曾有“全城吃面”,烏魯木齊曾有“全城買鵝”,是民間愛心的強大,也是依托於愛心之下的社會責任感的強大。
按照社會規范的要求來說,社會自我組織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途徑,其與國家治理和市場支配互為補充。社會力量的強大之處表現在,社會自我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可以完全依靠社會,這其間就有各種社會組織和民間機構的強大,以及公眾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作為基礎。
著名學者孫立平指出,一個健康的社會取決於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的平衡。那麼,如何構建真正的社會治理呢?簡單地來說,就是要減少權力對社會事務的干預,還原和發揮權力應有的作用和功能。按照通行的說法,就是社會組織能辦的事情,就交給社會去辦,政府不進行干預。然而,在“大政府,小社會”的治理思維下,社會自身的功能在弱化,“政府包辦一切”成為了常態,結果權力統管一切卻什麼管不好,管不了,而社會功能的退化,使得從個體責任和社會道德都加速滑落,社會問題社會辦無以得到實現。
“全城找耳”不能僅滿足於愛心正能量的褒揚,更應看到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強大,並為“重視發現社會”找到了一個出口,對“重新建設社會”有了更多的期待。
事實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願服務組織。”這既是對現實需求的正視,也為社會建設指明了方向,“全城找耳”的深度和廣度也將得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