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漁
日前,復旦大學歷史學和人類學聯合課題組發布關於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確定曹操家族DNA,証實曹操並非漢相曹參后代,同時推翻了曹操為夏侯氏抱養而來的說法。復旦課題組下一步還有更龐大的計劃,從三個層面立體地來做研究。(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A25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這樣一項堪稱重大的研究成果,卻引來“意義何在”的質疑。質疑者詰問“意義何在”,無非是此項研究似乎缺乏現實的“實用價值”——花了巨額經費,卻沒看到利益回報,於是就忍無可忍了。在質疑者眼中,所謂“意義”大概隻有功利一個維度,而沒有歷史、人文、科學等其他維度。
是的,學術研究應該為“改善民生”、“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等作出貢獻,但並非所有的學術研究都隻為了一個功利目的。事實上,大量的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領域的學術研究,恰恰是天然缺乏功利性的,它們的貢獻不在於看得見的物質層面,而在於形而上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層面。如果我們衡量學術研究的標尺只是一個“有用性”,那難免陷入文化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沼。
任何科學研究都是神聖的事業,而且常常是越不創造實質效益越神聖。如果“証明1+1=2”能成為數學王冠上的明珠,確定曹操家族DNA為什麼就不值得贊嘆。廓清一段歷史,哪怕僅僅是澄清一個歷史細節,都攸關歷史合法性和記憶正當性,涉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心理認知結構的涵養。沒錯,我們哪怕帶著歷史的謬誤生活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后果,但這終究是沒有尊嚴的一件事情。
可怕的也許不是對於歷史無知,而是拒絕知道真相﹔可怕的也許不是文化粗鄙,而是抗拒文化進步。這種歷史和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想狀態,是社會價值觀庸俗化的投射,更是對神聖的學術研究的無禮冒犯。輕率地指責,帶著不加掩飾的偏見和無知,這其實很難說是一種質疑,毋寧說是一種借題發揮的泄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