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龍貴
在日前舉辦的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上,教育部學位管理司副司長黃寶印介紹說,我國實施研究生教育35年以來,已培養50多萬名博士人才,支撐了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黃寶印同時強調,我國博士培養面臨著規模和數量較大但質量嚴重不足的問題,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存較大差距。(中新網11月10日)
改革開放尤其是高校擴招以來,我國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人數每年均以較大幅度增長。2007年,我國博士授予人數超過5萬,2008年這一數字繼續上升,從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這樣算來,自實行學位制度以來,中國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國100多年的路,實現了“趕美超英”的目標。
然而這樣一份“亮眼”的成績單,卻總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博士數量的大躍進式增長,某種程度上是以降低人才遴選標准和學術質量為前提的。譬如西方國家大學的博士生淘汰率一般為30%,部分學科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八十,而我國的學位教育幾乎是全進全出,淘汰率極低。雖說中外研究生教育模式有差異,進出門檻不同,但像中國這樣寬鬆的選拔機制,顯然不符合教育和學術規律,博士生的質量可想而知。
也正因如此,有媒體感慨:中國成為博士工廠,為何出不了大師?有人甚至將中國尚無人獲得諾貝爾獎科學類獎項與“世界第一博士學位授予國家”相聯系,認為這是個諷刺。雖說這兩者間並不一定必然相關,但我國研究生整體學術水平不高,卻是事實。一個國家的學術水平和科技實力,靠的不是人海戰術,而是實實在在的學術成果,像工廠生產產品一樣批量復制博士生,炮制出的無非是一頂頂注水的博士帽,以及教育官員的虛假政績。
博士生數量的非理性增長,一方面源於“學歷崇拜”的社會心態。正如有學者所稱,今天國內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養學術人才,而是滿足社會對“具有博士學位人才”的需要,說白了就是對“博士頭銜”的畸形需要。譬如在高校、醫院等人才比較集中的行業,“博士”已成為晉升和評職稱的一項硬條件,在這樣的現實下,博士教育實際上已經遠離學術,而與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
另一方面,則在於權力對教育和學術的染指。前人大校長紀寶成曾一針見血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不在高校,而在官場。”近年來,“官員博士”成為一種輿論關注的現象,甚至由此而形成一個潛在的文憑販賣市場:高校通過給高官派發文憑而獲得相應的政府資源,而官員則通過文憑來包裝自己,增加其從政含金量,雙方各取所需,不謀而合。不久前落馬的前南京市長季建業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006年,季建業獲得蘇州大學在讀博士生的學位,同年成為該校校董。而早在2007年,三農研究者張英洪就曾舉報季建業博士論文涉嫌抄襲,並欲花20萬元平息風波。
太多的“南郭先生”,不僅極大浪費了社會資源,也損害了教育公平和學術公平,對我國高等教育和科技實力的發展也起到了反作用。沾染了權力和功利的博士帽,是時候該擠擠水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