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嚴
10月21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為3000多代表上“公開課”時，用“騎自行車”來比喻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他指出，“穩”不意味著不動，“不動就會像騎自行車，會摔下來，所以我們要穩中求進，穩中有為”。此前，李克強總理在上海召開的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上也指出，“穩中求進”，穩是基礎，但這就和騎自行車一樣，老在原地打轉轉是穩不住的，還要往前進，進快進慢都要進，進才能穩得住。雖然李克強總理的“騎自行車”比喻是用來指經濟建設的，但對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同樣也適用，因為這個比喻傳達了一種新的穩定觀，即“動態”穩定觀。
騎自行車為什麼有時會不穩？是因為騎車過程有時會受到一些擾動，如遇到道路突發狀況等，從而偏離原來的平衡狀態，但隻要是學會了騎車的人，遇到小的擾動時都會自然地調整身體姿勢，使騎行恢復到平衡狀態。這個從“失衡”到“再平衡”的過程，就是一個自動糾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行車並沒有停下來，而是一直在前進，並在前進中保持了“穩定”。飛行的導彈也是在前進中實現平衡的。如果受到擾動，導彈裡、地面上和空間中的監測裝置（如陀螺儀、雷達、衛星定位系統）會檢測到導彈發生的偏差並將這種偏差傳給導彈的飛行控制系統，在飛行中及時調整彈體姿態，保証導彈穩定飛行，最后准確命中目標。自然生態系統也具有自動調節的能力，通過各個生態子系統的相互作用，吸收和化解干擾，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循環，在生產、消費、分解之間保持穩定，從而在總體上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這就是生態平衡。
與此類似，社會發展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擾動，這些擾動就是社會沖突。作為社會領域中現實矛盾的體現，社會沖突貫穿於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在社會轉型特別是對社會整體結構影響深遠的現代化轉型時期，社會沖突往往以更為集中和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正如“亨廷頓命題”所言，“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孳生著動亂”。在當前中國史無前例的巨大轉型過程中，難免存在著自然平衡被破壞、利益關系失衡、社會矛盾凸顯、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的狀況，與征地拆遷、環境污染、勞資沖突、醫患糾紛相關的群體性事件高發，這些不協調、不平衡、不適應的方面影響了社會的長期穩定，並對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了制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保証社會的有序、穩定、平衡和協調，為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在現代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條件下，社會生活的有序不能再建立在“傳統的穩定”之上，而必須建立在“現代的穩定”之上。傳統的穩定是一種靜態的穩定，或者說剛性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現狀的靜止不動，並通過抑制的手段維持現存的秩序。與此不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現代的穩定則是一種“動態”的穩定，或者說韌性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過程中的平衡，並通過持續不斷地調整來維持新的平衡。在轉型期社會中要實現動態平衡中的穩定，應該正視“擾動”，也就是正視沖突，認識並利用沖突的社會功能，特別是以下三個方面的功能。
一是沖突的“減壓器”功能。在現代社會的利益多元化格局之下，社會中不同個人和群體之間的關系失調和利益沖突不可避免，這樣就使得社會沖突不可避免，並且是社會運行中的常態，更不用說在社會矛盾積聚的社會轉型期了。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堵”“壓”“糊”的方式，隻能在局部暫時壓制沖突，久而久之，壓力在貌似平靜的外表下聚積，一旦超過系統所能承受的限度，“高壓鍋爆炸”和“堰塞湖決堤”的代價將遠遠超過前期若釋放壓力所帶來的各種微小沖突的總和。因此，現代的穩定應當是一種以“疏”為主的穩定，在漸進式“微調”過程中不斷釋放壓力，使對立情緒和不滿心理得到發泄，以此“減壓”和“疏通”來防止高破壞性的后果，也就是說，通過“疏”而不是“堵”，來終止對抗傾向的積累，避免造成對體制的沖擊和整體上的不和諧，防止大的社會動蕩，維護社會的總體穩定。同時，沖突也能夠打破隔閡、沉悶、僵化的敵對氛圍，打開新局面。如果從積極意義上來看待沖突的話，適度沖突就相當於高壓鍋的“減壓器”和大壩的“泄洪閘”。在社會矛盾集中期，對“減壓器”的“排氣孔”尺度的把握顯得尤為重要，“排氣孔”不能開得太大，又不能開得太小：既要有效地釋放壓力，又不能放任沖突，而要將沖突控制在小規模、低烈度、淺層次上，防止沖突加深、擴大和演變為新的沖突。因此，“排氣孔”的大小應依據時間、地域、輿情等具體情況進行動態調節。這一點在作為虛擬“減壓器”的網絡自媒體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一方面要允許和支持民眾利用論壇、博客、微博、微信、留言板等網絡自媒體來表達合法訴求，實現信息公開、各方對話和彼此溝通，排解和釋放心理壓力，疏導社會心態﹔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網絡自媒體上謠言泛濫。不少謠言歪曲歷史，捏造事實，挑起地域之爭，鼓動族群仇恨，引發社會價值觀的混亂與過度分化，煽動民眾不滿和群體性怨恨情緒，為沖突失控埋下隱患。
二是沖突的“示警器”功能。如同疾病是人體內部失衡的外在表現一樣，沖突是社會內部失衡的外在表現。對沖突進行監控和觀察，可以部分掌握社會運行的狀況，並為應對沖突做好准備﹔對沖突進行反思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社會運行機制的症結所在，從而對症下藥、標本兼治。一方面，要能通過對沖突的觀察和分析看到沖突背后的直接利益矛盾，針對這些矛盾進行利益協調和利益整合﹔另一方面，也要能通過觀察和分析看到沖突背后的“相對剝奪感”“社會邊緣感”等非直接利益因素，針對影響社會心理的資源分配方式和社會層級結構等進行深層次的制度調整和設計。
三是沖突的“激發器”功能。實際上，這是沖突最有效的功能。如果得到有效應對和深入反思，沖突能夠激發新的規范和機制的建立。應對未來的可能沖突，不能靠短時間內傷筋動骨的“巨變”，而要靠應對各種沖突過程中對傳統應對方式所作出的逐步調整和有序創新，以及通過法律、規章、制度將這些調整和創新固定下來所形成的長期機制，包括沖突預警機制、社會溝通機制、利益調節機制等等。這就是政治文明意義上的“發展”或者“進步”，而長期的社會穩定正是建立在這種循序漸進式發展的基礎之上。從“孫志剛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烏坎村事件”等沖突的解決和后續的制度調整中，我們能夠看到社會的持續進步。
社會穩定不是社會一成不變、一潭死水，而是在不斷嘗試、不斷糾偏和持續改進中前進，但這種前進不是盲目冒進，因為過於激進的制度變革容易把握不住方向，容易“翻車”，也就是造成社會的失控和斷裂。隻有“穩中有進”，在前進中維持“動態”穩定，才是現代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