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想申請助學金，交貧困証明還不夠，還要在全班同學面前講家裡有多困難，太傷自尊了！”沈陽大學某學院學生小劉自從在同學面前講了自己最羞於啟齒的家境后，常常覺得抬不起頭來。（10月16日《沈陽晚報》）
讀完新聞，我隱隱為這位可能“不擅言辭”的貧困生而焦急，如果因為不願去述說貧窮就將失去對等救濟，隻能說大學裡的演講比窮是一次失敗的“票選”。既然是票選，就或多或少地將裹脅有人情因素。單一的公開表達與可能的人情支配，足以讓沈陽大學該學院的“公開公平”訴求搖搖欲墜。
貧窮固然不是恥辱，但訴說貧窮一定是種與隱私和自願有關的方式，而獲取救助是否就必然需要讓渡個體尊嚴？無論如何，國家層面上的貧困生資助，首先都應是一種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既然獲得救助是天然的權利，那麼它就應該以體面的形式而出現。我們無法去想象那些心有不願者於演講席上的艱難述說，也注定會越來越難以接受此種去權利化的簡單化路徑。
時至今日，我們當然不必裝模做樣，來對大學裡的“票選貧困生”行為表示莫名驚詫。在此之前，貧困生不允許配置電腦與手機的新聞都曾出現。可即便高校與世俗間的圍牆不復存在，它也應有著對於殘余氣質的主動呵護。隻顧及結果不重視過程，或許已成為隨處可見的“圍牆外邏輯”，但有著象征意義的大學不能不做正派的“小社會”。所謂正派社會，指至少不要讓制度羞辱到任何一個人。
具體到大學貧困生認定，一種可能支付更多成本但顯現人性化的安排就尤為必須。大學貧困生認定其實沒有渲染的那麼難，難的是高校管理者是否願意去不打攪地洞見每條貧困的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