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
從古至今，我國都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奉為美談。體育冠軍后來做了體育官員，“賽而優則仕”﹔電視台名主持到地方任職，“說而優則仕”……大家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畢竟都是展示過真本事的。不過，要是這個過程逆轉過來，在任官員放棄高官厚祿，挂印辭官去干點別的，是不是就感覺沒那麼順理成章了？
最近，廣州兩位官員辭去公職轉任企業高管的事被熱議至今。先是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原處長陳偉才辭去公職出任格力電器副總裁，后來是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含保稅港區）管委會副主任孫雷辭職從商，出任杭州傳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總裁。此事放在各地公務員考試每每火爆異常的社會背景下，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其實倒不盡然，官員辭職從商的事例並不新鮮。
1992年和2003年前后，我國分別出現過幾次比較明顯的“官員下海”潮，尤以2003年前后那次為盛，門新國、徐剛、姜崇洲、袁岳等官員在那段時間紛紛“下海”。如今孫雷和陳偉才棄政從商，顯然不是驟然出現的個例，它展示了個人的自由選擇，彰顯了社會觀念的更新，不失為一種時代進步。
不過，即便是純粹的個人選擇，因為事涉權力與資本，還是不免給人留下一些打量的空間。企業向官員“拋繡球”，不排除是出於賞識人才的原因，但看重的，應該還包括官員手中的權力，以及他們累積的社會資源。中國社科院做過的一項調查顯示，由於掌握的社會資源最佔優勢，官員背景下海的人，其開業資本是平均數的1.8倍，銷售額是平均數的1.8倍，純利潤是平均數的1.9倍。雖然每一次“官員下海”背后，並不一定存在某種程度的權力勾兌，但這種可能性即便微乎其微，也無疑值得警惕和防范。
與“官員下海”潮相對應，近年來也出現了“商人從政”潮，如尹明善、徐冠巨、蔣錫培、南存輝等，都曾從私營企業家崗位走上“從政”之路。應該說，“仕而優則商”或“商而優則仕”，這種人才“雙向交流”有其合理性。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領導干部隊伍中日益需要有實際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企業界人士，充實到政策制定和監管工作中來﹔由於經濟政策更加繁復和專業化，企業也需要具有政府部門工作經驗和廣泛人脈關系的人士加入。隻不過，如果在這種“精英循環”背后，存在權力、財富間揮之不去的曖昧關系，同時又缺少剛性制度的去魅和防疫，就難免會帶來一些隱憂。
官員和商人之間的角色轉換，不排除有“圍城”心態的影響——從政的想去經商，經商的想去從政。但更多的，恐怕還是能力、資源、機遇等之間的糾葛往來。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對政治“新星”棄政從商報以惋惜和唏噓，也不是對商人從政懷有政治猜忌，而是構建一套完善的制度、法規，形成一道“防火牆”，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權力與財富之間的尋租和置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