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9月5日上午，“陝西省安監局原局長楊達才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楊達才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兩罪並罰獲刑14年。
從在事故現場不合時宜的“一笑”，成就“表哥”名聲，被當地紀委調查，到被証實存在嚴重違紀問題被免職，再到今日獲刑。一年來，“表哥”楊達才的命運變換，展現的恰是一個成功的網絡反腐路徑。鑒於此，有人將“表哥”的終獲刑，視為對於網絡監督的一次良好回應。但是，若無基於個案之上的制度性反思，“一次良好的回應”，終究難解反腐之困。
就案件審查而言，輿論的質疑並沒有隨著案件審判的結束而消除。如，檢方在列舉楊達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証據時，只是將其銀行存款作為依據，並沒有涉及其他形式的財產，而對於其名表的來源及是否涉及貪腐問題外界仍無從知曉﹔再比如，“表哥”僅有的25萬元受賄，還是源於自供才被查實，由此聯想到其高達千萬的財產中，有一半以上來源不明，這之中是否存在某種偵查不力，同樣令人遐想。
近年來，類似的個案勝利，已經不少。然而，之於反腐，民意的期盼絕對不止於靠“意外”扳倒“表哥”、“房叔”。也就是說，當我們欣喜於網絡監督所展現的現實力量之時，對於個案中所暴露制度性漏洞的反思與糾偏，或才剛剛開始。
就在“表哥”甫一被查，就有大學生申請公開其工資收入，此一個體行動所追問的官員財產公示，再一次被“表哥”被查后的財產清單所証明﹔網絡監督雖已多有斬獲，但“公民在場”的監督格局以及舉報權利的保護，依然任重道遠。
“表哥”落馬肇始於“微笑”，但反腐從來是嚴肅之事。每一起個案的勝利都值得肯定，但於一次次大同小異的“官員落馬記”之后，反腐環境怎樣實現根本改良，依然是我們必須繼續求索的命題。
